貂蟬趣話
事情源於一次晉中訪古。那天，我們乘車從太原到忻州，為的是訪察金代著名詩人元好問的故居、墓地和“野史亭”。不料，半路上出了個岔頭，一個牌坊式的大門赫然出現在眼前，門額上寫著：“歡迎遠道客人來訪貂蟬故裏”。
當地作陪的文友解釋說：“有一種說法，貂蟬出生在忻州。據說早年這個村頭曾經有一塊‘貂蟬故裏’的石碑，傳說這裏有她的墓地和祠廟。”
對於曆史上究竟有沒有貂蟬這個人，是存在爭議的。目前，學術界許多人還是傾向於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女子。關於貂蟬的出生地，也有不同意見，大致有米脂說、臨洮說、忻州說三種觀點。至於“貂蟬故裏”石碑，恐怕來自元人雜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劇中寫董卓專權，荒淫殘暴，太尉楊彪請司徒王允設計除之。戲文中有一段貂蟬對王允自報家門的台詞：“您孩兒又是這裏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紅昌，因漢靈帝遴選宮女，將您孩兒取入宮中，掌貂蟬冠，因此喚做‘貂蟬’。”漢靈帝將貂蟬賜予並州刺史丁原，丁原又把她許配給義子呂布。戰亂中，貂蟬與呂布失散，流入王允府中。一次，貂蟬在後花園焚香，祈求神靈保佑呂布，被王允發現。問知情況後，王允大喜，厚待如親生女兒，因與密議，巧設了連環計。
“那麼元人戲曲中把貂蟬定為忻州人氏，是根據民間傳聞還是史有所據呢？”那位問難的文友繼續刨根問底。
這部戲曲的事出於《三國誌平話》卷上“王允獻董卓貂蟬”和“呂布刺董卓”兩節。不過，原文關於貂蟬身世的交代十分簡單，隻說：本姓任，小字貂蟬，家長是呂布，自臨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見麵。我想，如果曆史上的忻州真有貂蟬其人，這樣安排乃是紀實。若是純屬虛擬，其根據也許和下述情況有關：王允是曆史人物，獻帝時先後當過太仆、司徒，他是太原人，太原離忻州很近；呂布出生於內蒙古包頭西麵的九原，也曾在太原服役。這樣，貂蟬與丈夫失散後，以鄉裏之誼流入王允府中也說得過去。巧還巧在，羅貫中也是太原人。因此，忻州開辟個“貂蟬故裏”的旅遊點也自有依憑。
不過，到了羅貫中筆下，連環計的情節在元人戲曲的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發展。《三國演義》第八、第九回，敘述董卓遷都長安後愈益專橫跋扈，司徒王允欲誅之，苦無良策。王允素待府中歌伎貂蟬如親女，貂蟬見允憂思愁悶，知有大事要做，願以一死報之。王允乃設下連環計，先請呂布赴宴，令貂蟬把盞，呂布悅其美貌，王允即許以為妻。數日後，王允又請董卓赴宴，仍令貂蟬侑酒，董卓為其美色所迷，王允又把貂蟬獻給了董卓。由此，呂布對董卓更加銜恨，又兼貂蟬巧施計謀，使二人矛盾日益激化，呂布欲殺董卓。後來，經過王允進一步策劃，終於把董卓除掉。《三國演義》改動了《三國誌平話》和元人雜劇中貂蟬與呂布原本是夫妻的情節，顯得更合乎情理。
關於貂蟬的話題臨時打住，但仍有大量的問題有待探討。比如，前麵引述的除了雜劇就是小說、平話，都是出於文人之手，既可以像《三國演義》那樣，憑借著一定史實，踵事增華，添枝加葉；又可以憑空結撰，羌無故實。那麼貂蟬、呂布的曆史真跡，是否有蹤跡可尋呢？
生活於明代弘治、嘉靖年間的著名學者楊升庵，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但在唐人李賀詩《呂將軍歌》中，確有“呂將軍，騎赤兔，獨攜大膽出秦門，金粟堆邊哭陵樹”之句，看來，應有呂布其人。楊升庵之後，清代學者梁章钜也認為，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然她的名字未見於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虛。《三國誌·魏書》有一段記述：呂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閣，遂與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泄露，心不自安。這些記載，起碼說明了戲曲、演義中的“呂布戲貂蟬”與王允巧計除奸並非憑空構想，而是於史有據的。但也隻此而已，既不能否、也不好定與呂布私通的侍婢就是貂蟬，所以成為一個懸案。
還有，關於貂蟬的評價問題。一般認為，清人毛宗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說：
為西施易，為貂蟬難。西施隻要哄得一個吳王；貂蟬一麵要哄董卓，一麵又要哄呂布，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麵孔，大是不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