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痛失九江
馬當、湖口等要塞相繼失陷，九江失去掩護，形勢岌岌可危。
軍事委員會判斷，南路日軍將很快攻擊九江。於是命令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加緊布防，有效地阻止日軍西進。
就在這個時候，1938年7月13日，蘇聯紅軍和日本關東軍在中、蘇邊界上進行了激烈戰鬥，而且規模不小，雙方都動用了上萬人。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張鼓峰事件”。
張鼓峰事件的發生，遲滯了日軍進攻武漢的步驟。蔣介石立即預感到，日蘇發生磨擦，對中國戰局，乃至世界局勢都會產生較大影響，他當然希望日、蘇開戰，以便給中國戰場減輕壓力。同時，蔣介石還預料到，日本人暫時還不敢徹底跟俄國人翻臉，因為眼下日軍的目標是全力打敗中國，然後再抽兵他顧。
7月中旬，侍衛們向蔣介石報告：“周恩來將軍求見。”
當時周恩來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部長為陳誠兼任。周恩來的經曆和他個人的魅力使他在國共兩黨裏都享有極高的威望，蔣介石多次想把周恩來拉到國民黨內，為己所用。
蔣介石忙說：“請進。”
互相寒暄一番，周恩來在沙發上坐好。他說，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非常關心武漢會戰，希望在委員長領導之下，取得最後的勝利，蔣介石連說，謝謝，謝謝。
周恩來誠懇地建議，在目前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應適當變更和調整會戰的兵力，周恩來的理由是：“明朝覆亡的教訓之一，就是節節抵抗，節節潰退，把兵力都用在了第一線，沒有在敵後留下一定數目的部隊以牽製、襲擾敵人。我國既然準備持久抗戰，就不應該動用所有兵力進行這次會戰。具體建議用三分之一左右的部隊正麵對峙日軍，其餘部隊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或撤到後方，進行整訓。”
蔣介石認為周恩來的建議很有道理，這些天來，蔣介石一直也在考慮這個問題。自6月中旬保衛大武漢開始後，與日軍正麵對峙的部隊紛紛被日軍擊潰，安慶、馬當、湖口等要地很快落入敵手，這麼打下去不是個辦法。送走了周恩來，蔣介石馬上召集了高級軍政人員會議，研究下一步的對策。最後，蔣介石指出：
“我軍必須力求戰而不決，要使倭寇深深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終將其拖垮擊敗。武漢會戰的攤子已經擺開，除一些江防要塞之外，我軍非於有利之地區，不能輕易與敵決戰……”
軍委會據此決定，隻以原計劃百分之六十的兵力進行保衛武漢的消耗作戰，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後持久抗戰的基礎。第五戰區和第八戰區，根據這個原則，重新調整了兵力部署和戰場。
陳誠按照軍委會和蔣介石的決定，迅速將第九戰區幾十萬大軍重新作了相應的調整，將主力集結於鄱陽湖周圍和廬山地區，準備利用這一帶的有利地形聚殲日軍，同時還能有效地保存力量，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
因李宗仁患病住院，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暫時由白崇禧代替。白崇禧將軍受命後，立即在商城設立了第五戰區指揮部，將第五戰區部隊劃分為3個作戰兵團。
白崇禧另將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團軍調到合肥以西，背靠大別山東麓作持久戰，確保長江北岸。
“口袋”已經張開了，真正的惡戰、大戰還在後麵。
將一切布置就緒後，蔣介石心裏稍稍踏實了些。
由於“張鼓峰事件”的影響，7月20日以後，江南的日軍第11軍才擺開向九江進攻的架式。
九江防區歸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管轄。張發奎深知九江對於武漢會戰的重要作用，他於7月10日匆匆離開武漢，14日抵達瑞昌，15日到達九江，當時部隊雖已陸續到達指定位置，但陣地構築，後方設施尚未就緒。張發奎分別召集會議，親自布置並巡視指導，嚴令部下誓死捍衛九江。
張發奎1896年出生於廣東省始興縣，199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他開始了軍事生涯，1921年成為孫中山廣州大本營警衛團第三營營長。北伐開始後，他作為師長，率部參加攻打汀泗橋、賀勝橋等重大戰役，有“鐵軍英雄”之譽。當時，著名將領葉挺就是他手下的團長。
“九·一八事變”之後，張發奎在南京麵見蔣介石，激動地說：“今後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戰之一途。”蔣介石當即口頭答應，並許他“日後抗戰充先鋒”。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張發奎義憤填膺，表示：“如果這次再不能對日作戰，那麼我決定入山為僧，今後永不問世事！”
“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後，張發奎任右翼軍總司令，1937年9月16日，張發奎指揮部隊與登陸的日軍展開血戰，擊傷日本海軍旗艦“出雲”號，在淞滬抗戰最困難的時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後一滴血，盡最後一分力，死守下去！”
如今，日軍又即將攻到他的部隊駐守的九江防區，張發奎這位當年的“鐵軍英雄”會怎麼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