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德的和約本決定在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凡爾賽故宮簽字的。那天下午，中國代表沒有到場，並通告和會主席，聲明中國拒絕簽字。
“五四”事件在當時的結果，第一，使北京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第二，使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凡爾賽和約的簽字。這個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後來大家都叫做“五四運動”。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後，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與的新文藝運動，新思潮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
孫中山先生在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海外同誌，曾有這一段議論：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興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興論界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中山先生這一番議論，寫在“五四”之後的第八個月，最可以表示當時一位深思遠慮的政治家對於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的公平估價。他說的“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就是指“新青年”“新潮”幾個刊物。他說的“學潮彌漫全國，人皆誓死為愛國之運動”，“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就是指五四運動的本身。他說的“一般愛國青年，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各種新出版物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就是指五四以後各種新文藝，新思潮的刊物。“據當時的統計，民國八九年之時，全國各地的白話新期刊至少有四百種之多”中山先生把當時的各種潮流綜合記來，叫做“新文化運動”，他承認“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孫中山先生的評判是很正確，很平允的。五四運動在兩個月之中，轟動了全國的青年，解放了全國青年的思想，把白話文變成了全國青年達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數青年感覺用文字來自由發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是極少數古文家專利的事。經過了這一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的永久的曆史意義。
中山先生是個革命領袖，所以它最能了解這個“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在革命事業上的重要性。他對他的同誌們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
我們在二十八年後紀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細想想我們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還“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