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步蔣後塵
蔣介石聯合四川、廣西、廣東、貴州等省軍閥，向武漢國民政府轄區湖南、湖北進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亦對武漢國民政府采取經濟封鎖，使武漢國民政府處於軍事、經濟雙重壓力之下，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的反動傾便使迅速增長。
為了挽救革命形勢，在共產黨大部分中央委員堅決要求下，共產黨1927年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瞿秋白等嚴肅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建立革命政權的建議。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職工運動決議案》、《第五次代表大會宣言》等決議和文件，指出陳獨秀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規定沒收大地主和反動派的土地分給農民，建立農民政權和組織農民自衛軍，普遍發展工人糾察隊。最後，在陳獨秀口頭讚成大會決議的情況下，大會仍選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並未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給革命造成的危害，在重新當選後，仍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舅）”走老路，繼續向武漢國民政府內的國民黨右派勢力退讓、妥協。
在此背景下，汪精衛集團公開發出擁護廠主、商人利益，反對工人、店員之宣言及庇護地主，誣蔑農民協會的通告，並下令解散湖北黃岡和黃陂兩個最大的縣農民協會。
5月17日，夏鬥寅在宜昌發動叛變，進兵武漢，不幾日便達距武昌僅40裏的紙坊。
5月21日，許克祥等人在長沙調動，趁夜襲擊工會、農會，成立“清黨”，大肆捕殺共產黨人。
時隔兩天，長沙附近各縣十萬工農集合，反攻許克祥部，攻打縣政府，並預定5月31日攻擊長沙。許克祥兵力不多，內心發慌，轉而要挾當地的陳獨秀機會主義者，迫使他們下令不準農民進城。汪精衛乘機吹冷風：“十多萬農民連一個團也打不過。”許克祥遂乘機反撲，僅二十多天，即攻占長沙及其附近二十餘縣，屠殺共產黨員、工農民眾一萬多人。
6月5日，江西朱培德下令南昌戒嚴，釋放被工農群眾抓獲送監關押的蔣介石爪牙，“禮送共產黨人出境”。
更有甚者，武漢方麵派出的北伐軍，在唐生智帶領下，已打至河南，同由陝西出兵打到河南的馮玉祥國民軍會師於鄭州。汪精衛同馮玉祥開會，商定唐生智部返回武漢，鎮壓工農群眾；馮玉祥同蔣介石在徐州開會，達成聯合反共協議。經過馮玉祥的“調解”，蔣介石同意“寧漢合流”，條件是武漢國民政府必須“分共”。
會後，馮玉祥一回到鄭州，便實行“清黨”，解除軍內共產黨人的職務，“禮送共產黨人出境”。
汪精衛反共麵目日益暴露，共產黨內毛澤東等堅決要求加強農協、工會武裝，鎮壓反動派破壞活動等。但是，陳獨秀以家長式的專斷，拒絕一切正確意見；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易又違反黨的紀律，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發展的《五月緊急指示》內容——為堅決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吸收更多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和5萬革命群眾，編成幾個新軍——交給汪精衛看。
汪精衛正苦於找不到“分共”借口，便抓住這個指示，誣蔑共產黨要“篡權，實行一個黨專政”，“自成武裝，反對北伐”，暗示何鍵在武漢發表反共訓令，命令所部與共產黨分裂，捕殺共產黨人。
陳獨秀仍不覺悟，繼續幻想以退讓保持與國民黨的聯係，遂下令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將槍械全部交給國民黨，甚至連勞動童子軍的木棒亦須交出；並宣稱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工農等民眾團體均受國民黨黨部的領導與監督”，“共產黨不僅不實行一黨專政，而且參加武漢國民政府”，“並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因此，共產黨人可以“請假”名義退出政府。
陳獨秀的全麵退讓、投降，使汪精衛有恃無恐，得寸進尺，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國民黨常務委員擴大會議上逐條地宣讀《5月緊急指示》，並大肆渲染、歪曲、蠱惑。會議通過了所謂“分共”決議案，宣布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軍隊中有職務者，自即日起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國民黨黨員未經許可，加入他黨者，以叛黨論。
汪精衛步蔣介石後塵，公開背叛革命。武漢政府便以血腥屠殺對付共產黨員，僅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就有100餘名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被殺害。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等百餘名顧問或工作人員紛紛離開中國返回蘇聯，刹時間，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北伐革命至此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