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氏父子的努力在中國掀起了一個不小的西夏學熱潮，它對中國西夏學早期發展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礎。
此後，前輩學界泰鬥也紛紛投入或多或少的精力和熱忱開始研究這個古老王朝。陳寅恪、羅福萇、王靜如、向達等對文書進行考證、釋譯，學界眼界大開。加之民國時期寧夏靈武等地發現成批的西夏佛經，一些有遠見的學者開始殫精竭慮地識讀西夏文，研究和整理西夏文資料。他們在對西夏文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通過對同一佛經漢文、西夏文本的對讀，進行比較觀察，不僅能初步解讀已“死去”數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而且逐步摸索到其語法和造字規律。這一切無疑為開啟西夏文這一深奧的地下寶庫找到了一把鑰匙。
多少年來，唯有俄國西夏學者得天獨厚，可以足不出戶，對西夏文文獻從容研究，然而盡管他們代有人出，在發表研究專著的同時也刊布了文獻原文，但畢竟隻占全部文獻中極小的部分。世界上其他各國絕大多數的學者隻能以俄人的研究為起點，無法見到更多的未刊文獻，徒有欲睹元由之歎，全麵的更深入地綜合分析更無從談起。
20世紀20年代，學術界流傳科茲洛夫所獲中有宋版（實際是金刻）《劉知遠諸宮調》的訊息。畢生致力於中國珍稀古籍保存與傳布的鄭振鐸先生便輾轉托人打聽，終無結果。1930年，他見到了此書的抄本與照片。其後的20餘年裏，他一直牽掛著這部中國最古的刻本諸宮調。直到1957年，鄭振鐸以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身份訪問蘇聯時，在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與亞洲民族研究所（現東方研究所）得見俄藏敦煌、黑水城、新疆的出土文物，不禁“大為驚訝”，魂牽夢繞幾十年的古本《劉知遠諸宮調》終於見到了，仿如故友重逢，頗生相見如故之感。
鄭振鐸在這裏還看見了“維摩法經變文”、“四美人圖”等諸多珍稀古卷畫，似乎突然落入了浩瀚的文物海洋！由於當時蘇聯與中國關係正處於十分親密期，因而次年蘇聯政府便將《劉知遠清宮調》和另外20部蓋有蘇聯藏印鑒的西夏文佛經送還我國北京圖書館，文物出版社立即影印，廣為流傳。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西夏學研究重又升溫。經過長期鍥而不舍的努力和積累，中國已形成了新一代足以使全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最高水平的研究隊伍，他們自然更為迫切地希望推動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麵刊布。50年代後期，蘇聯對漢學研究的管理體製出現了鬆動跡象，中蘇兩國學者開始了交流、互訪。
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寧夏社會科學院李範文作為中方學者訪問了蘇聯，短短三個星期，他們冒著列寧格勒50年來從未有過的嚴寒，在東方研究所特藏部閱覽室閱覽了全部西夏文獻。這是我國學者半個多世紀以來首次親眼目睹黑水城出土文獻之全貌。12個高大寬厚的書櫃儲藏著中國中古時期的珍籍。令人慶幸和欣慰的是，這些文獻都保存較好，一些重要文獻雖已殘破，但可修複和褥糊。
中國學界和出版界人士敏銳地抓住這一大好時機，抓緊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探討共同出版黑水城文獻的可能性。談判幾經曲折，但最終峰回路轉，柳暗花明，1993年4月，北京、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兩國三方的代表就全麵影印編纂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達成共識，並簽訂協議。同年10月與次年7月，中方聯合工作小組兩次赴俄，對文獻進行現場整理編撰，取得了圓滿成功。中方專家們回國後，在俄方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攜返的文獻攝片認真分析、考究源流，辨章學術，綴合切拚，定題斷代，並精心印製。全書以漢文文獻、西夏文世俗文獻、西夏佛教文獻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分編出版，計劃編纂20餘冊，每冊特精裝8開本，約400頁。現已出版的第一、二、三卷（漢文部分）與第七卷（西夏文世俗部分）是第一階段的成果。
蒙塵近一個世紀的黑水文獻終於重現於世，使人頻生感慨，“弱國無外交”，落後受人欺，國家隻有強大起來，才能抵禦外侮，保住國寶，永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