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敝酸先生說：“本來我們到外國去，一上岸就該說外國話。要是現在也采用這方法對付外國人，恐怕外國人太不便了。最好是定出一個期限：凡是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不滿一年的，我們可以同他說外國話；滿一年以上，就非說中國話不可。”
於是另一位酸先生說：“一年的期限恐怕太短些。因為外國人學中國話，的確比中國人學外國話難一點：一年中所能學的，恐怕隻是些普通應酬話，若要說學術上的話，至少也該有兩三年以上的功夫。”
於是敝酸先生說：“這也是事實，但盡有方法可以補救，便是定普通應酬話的期限為一年，定學術話的期限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後，三年未滿，遇討論學術時，仍許外國人說外國話，中國人卻用中國話回答（雙方通信，也可以采用這種辦法）。要知道中國話是否難學是個問題，外國人願不願學又是一個問題。有許多外國人在中國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國話也不會說；有許多留學生所娶的洋婆子，同她老公在一張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幾十年，直到兒女滿堂，壽終正寢，還是半句中國話也不會說。這難道是學不會？幹脆說來，隻是不肯學而已矣。他們之所以不肯學，不是善意的，是惡意的。他們看不起中國人，因而看不起中國話；他們把中國人看做了所謂‘土人’，所以中國話也不免是一種土人話；土人話不值得學，所以頭白老死也不願意學。這種的態度最足令人氣憤，我們非聯合起來痛懲他們一下不可。”
於是另一位酸先生說：“先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有許多外國人，如福開森鐸爾孟等，中國話說得很好，而中國人見了他，除非自己不會說外國話，會說外國話的一定要搶著說外國話，決不願意說中國話。這樣，外國人到了中國，處處有‘賓至如歸’之樂，便是不看不起中國話，也懶得學習，而況本來就有點看不起呢？”
於是敝酸先生說：“我對於這種人，有一個很好的比喻：譬如我們要抽煙，先拿起一支煙來放在嘴裏，再拿起一匣取燈兒來擦個火，本來是容易到萬分的事，若不是風癱麻木，決不至於要假手於人。可是，你若用著了一個善承意旨的仆人，你隻須一手摸著煙，他已嗤的一聲將取燈兒擦好了送到你嘴邊來了！”
於是另一位酸先生說：“這種人還算好的；還有許多人，如洋行小鬼之類，中國人碰中國人也大說其外國話，或者是在中國話裏夾進了許多‘寸磔’的外國話，我們在旁聽了，真不免代為肉麻。不但洋行小鬼如此，有許多外國人所辦的，或者是外國人占大勢力的學校裏的學生，也大都如此。不知貴酸先生對於這種人有何妙比？”
敝酸先生說：“這也有一比。譬如製台衙門裏的倒馬子的，眼看得製台太太的混元金鬥金光燦爛，便拿來戴在頭上了跳舞，以為他自身也可以從此金光燦爛了，而不自知其臭不可言！”
幾位酸先生說這說那，說到臨了是全無結果，因為“秀才造反”，照例是“十年不成”：但我敢代表諸位酸先生敬謹普告於天下後世曰：
我們並不反對研習外國語言文字，而且極主張今後的青年要多多研習外國語言文字。但要緊記牢：研習外國的語言文字為自己，不是為別人；是要借此吸取外國的文明，因而“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達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不是要借此賣身投靠，把自己送給帝國主義者作奴隸，替帝國主義者宣傳，替帝國主義者裝點門麵。
你們不是要秉承中山先生的遺誌，廢除不平等條約麼？好，很好！請先從這沒有條約而不平等的語言文字一個問題上做起！
（十七年十月七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