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紅烏鎮很多人反應過來，他們並不認識金琴花，其意外就好似發現了一個潛藏多年的敵特。因此他們充分發揮想象力，設想她是上海籍勞改犯與本地婦女的私生女，是敬老院已故鰥夫的養女，或者是外遷者遺留的後裔，他們為此發生要命的爭吵。
我們公安局曾張貼協查通報，但那個能帶給她來曆和歸宿的親戚最終沒有出現。在巡警大隊有份她的訊問筆錄，發現她交代的住址是紅烏鎮青龍巷3號，但那隻是租住地，房東和她連合同都沒簽。在她不再住在那裏後，它悄悄倒塌了，人們撐著傘走在泥濘的街麵，抬頭看見院子裏的棗樹淹沒在一堆巨大的塵土中。
我們熟知這個院子，院子的鐵門由一把永固鎖鎖著，牆上紮滿碎瓷片，院內立著一棵不再結果的棗樹和一間紅磚房，房門倒是常沒關好，因此每天下午都會有一些沒長毛的孩子擠到鐵門前，看她穿著紅紗內褲走進廳堂，對鏡妝畫。
太陽落山時，她打開院門，走上青龍巷。青龍巷與冷清的朱雀巷不同，此時總是擠滿下班的、收攤的和要回鄉下的人，因此大家都能看見她打著綴滿桃花的白傘，挎著巴掌大的皮包，搖著巴黎交際花才搖的小巧扇子，在唇部保持一個微笑的姿勢，像皇後那樣目不斜視、步態優雅地走過去。也許這時漂浮在她腦海的是煤氣燈、椰子樹、可樂瓶子以及聖奧斯汀教堂那樣遙遠的東西，但我們紅烏鎮人留意到的卻是她火雞一般明目的醜陋。
她梳著龐大的發髻，使本已寬闊的臉看起來更大；蒼白的臉撲滿濃粉，也許是撲狠了，又補些青，這樣青裏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時日的屍身；她還在寬大的唇線中央細描了豌豆那麼大一塊紅；她穿衣服，裙子雖然寬大，卻暴露出麻醬色絲襪裹緊的兩條巨腿，而上身則特別不合時宜地罩上濃綠的緊身衣，這東西將平淡無奇的胸脯勒沒後，在肚臍上倉促一收，露出一層沃似一層一共是三層的肚子來。人們微醉的目光最後往往落在這裏，就好像有一片熱乎乎的海怎麼沉也沉不下去。
她總是在乞丐麵前駐足，取出兩毛、五毛、一塊，分發給他們。那些駐守在青龍巷的乞丐早已摸清她這個脾氣，一直等著，就是別的巷子的乞丐也嗅到風聲，趕在這時殺奔過來，因此最後她總是捂住皮包，像忙碌的母親那樣嗔怪著，“沒有了，沒有了。”有老嬸子問：“你為什麼給他們錢啊？”她說：“你們不懂的。”
關於她的善，還有一件事可佐證。1999年夏時青龍巷側溝發現一具瘋子的屍體，奇臭無比，街坊、法醫、居委會連番視察過後，將負擔留給民政所，但後者恰好集體出遊，因此有幹部出來主持，著鄰裏就近埋了，這件事沒人掏錢就沒人幹，那掛職幹部不知能否報銷，猶疑不決，最後是金琴花義捐了200元[注3]。
金琴花很少與人打招呼，巡警大隊內勤羅丹[注4]例外。每當後者騎著木蘭經過時，她總是讓到一邊，嗲嗲地打招呼：“丹姐下班了啊？”羅丹是個皮膚、身材、長相處處合適的女子，卻整日素麵朝天，將自己裹緊在一身威嚴的製服裏，有時候她不理，有時候則報以真誠至極的一笑，“是啊，下班了。”就好像金琴花是她的一個親戚。
每當此時，金琴花的臉都像喝醉了，紅一下。
然後金琴花走到巷口了，那裏的餛飩攤有她慣坐的位置，吃完她就折返回去。她這一來一去是我們紅烏鎮人習知的節日，要是她沒來，我們就知道她來例假了。她蠕動著回去，總會有些中老年男子心領神會地跟上，他們像躁動的精子，氣急敗壞地互相提防著，最終又像一脈相連的兄弟，妥善處理好彼此的順序。最先遊進院的精子總能聽到低呼，“快點啊。”他應一聲“嗯”，故意很慢地溜進那間房、那張雕花大床以及她故鄉一般的身體。
金琴花所從事的就是這樣一個對別人來說難以啟齒的職業。
以前我們在理解這個曾做過售貨員、洗頭妹的小姐時，總覺得她體內有一種深刻的惰性，這種惰性帶給她貧窮和肥胖，也帶給她心安。我們總是想這個世界存在一種人，當有人將餅掛在他脖子上，他也懶得伸頭吃一口，他什麼都不願改變。但後來我們發現自己錯了，我們在那張做了很多場交易的床墊下翻出大量的紙花和紙鳥，拆開那精心折好的東西，便能看見用各色彩筆寫的名人名言，有紀伯倫、泰戈爾的，也有席慕容、林清玄的，他們總是把世界描繪得非常美好。
又或許連這些美好也沒想，她就是像未開化的人那樣覺得這事情好玩。當男人緊張地脫掉衣服，將身軀壓上來時，她發出搔癢式的咯咯笑，男人噓一聲，她便更加控製不住地笑下去。她總是這樣歡快地和大家度過夜晚。
那個將她帶入此行的美發店姐妹曾教誨她，要搖，你是做生意不是做愛，因此要搖，男人一搖就出來了。她搖了一次，發現男人果然潰敗在床，便嘻嘻笑起來。這時男人不知該自嘲還是憤怒，總之心情不太好，她看狀況不對，便去抱他，“叔，我以後再不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