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麵，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麵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誌，並出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卷發，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麵，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梁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師範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範的學生。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且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迥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迥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餘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範畫給我們看。畫畢把範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攀。隻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廬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後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理性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畫的事宜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現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仿佛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麵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麵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