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芥川獎的時候
——一九五八年，以《文學界》一月號發表的《飼育》為契機，您獲得了當年上半年的第三十九屆芥川獎。在這一年的三月，文藝春秋新社出版了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死者的奢華》；六月，講談社出版了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拔去病芽，掐死壞種》；十月，新潮社出版了您的《在看之前便跳》。這是您在文壇上輝煌而正式的亮相。您在自編年譜（小學館《群像日本的作家23大江健三郎》）裏這樣寫道：“這一年裏，由於突然而至的作家生活，我患上了深度的安眠藥中毒症。”
我調查了當時的報紙和雜誌上的報道，因為作品中新鮮的感受性和嶄新的文體而受到媒體高度讚賞的文藝批評以及諸如此類的好評，您被突然推到了媒體麵前，認真接受采訪的身著學生服的大江君的照片，現在還存在著很多。隻要想一想約半個世紀前的那種狀況，就可以想象出處於漩渦中心的您本人也遭了大罪吧。
回顧自己的人生，當時曾捱過好幾個現在仍感到毛骨悚然的關口，真慶幸能夠苦苦熬過那個時期並存活下來。這其中最為清晰的，是開始寫小說之後的第四年至第五年之間。
去年夏天，在北輕井澤的別墅裏，我把遭雨水淋濕後幹結成硬塊兒的法語書籍全都扔進壁爐裏焚燒了。在那過程中，無意間發現登載著《奇妙的工作》的《東大新聞》，便曆曆在目地回顧了當時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東大“五月祭”有獎征文活動中，經荒正人①先生評選，這篇小說被推舉為獲獎之作。在《東大新聞》發表不久，平野謙②先生隨即在《每日新聞》的“文藝時評”欄目裏給予褒獎，編輯也表示了關注，說是“今後就寫小說吧”。從此，我很快就開始了小說家的生活。也就二十二三歲……不過，當時我可是一個全力以赴的愣頭青呀。
大學三年級到四年級之間的那個春假，我把皮埃爾·加斯卡爾的《野獸們·死人的時代》原著與渡邊一夫先生的譯文對照起來閱讀，然後就想嚐試著寫小說，隨即寫了大約三十頁③稿紙，便拿去參加征文活動了。現在回過頭來讀，覺得這簡直就是加斯卡爾作品的翻版，可當年卻深信不疑地認為這是自己獨創性的小說。對於當年的自信，我甚至感到不可思議。與此同時，我還發現了另一種獨創性，當時未曾意識到，卻一直延續至今的獨創性。
那時，一個朋友住進了東大醫院，現在回想起來，他是自殺未遂因傷而住院的。“情況怎麼樣？”當我如此詢問時，對方便回答說：“每天下午一點到六點，東大醫院飼養的那些用於實驗的狗就叫開了！”出於一種偶然，那個朋友幸存下來並在醫院裏聽到狗的叫聲這件發生於現實生活之中的事，與我閱讀《野獸們·死人的時代》的經曆在同一個時間段相遇了。於是，那部小說也就問世了，其主題說的是一個為打短工而參與殺狗的青年，最終意識到自己因為這個臨時工作而落入到親手挖掘的陷阱裏。
——這部作品也是如此，“狗”所代表的小動物，包含著針對社會的某種悲痛的寓意，作為大江作品的特征之一，這一點從最初就強烈地顯現出來了。
那些狗極為相似。大型狗、小型寵物狗以及形體大致適中的紅毛狗都被栓在樁子上，它們都很相似。我在想，它們有某處相似。這相似處在於它們因為全都是下賤的雜種而瘦弱不堪？還是由於被栓在木樁上從而徹底泯滅了敵意？一定是這樣的！即便我們，或許也將如此一般。徹底泯滅敵意，毫無氣力地被栓在樁上，彼此相似，喪失個性，曖昧不明，這就是我們，我們日本的學生。不過，我對政治沒有多少興趣。我對包括政治在內的幾乎所有事物都沒有熱情，也不知這是因為自己過於年輕還是太過老成。我已經二十歲了（《奇妙的工作》）。
是啊，與其說這些小動物構成了作品的主要骨骼，毋寧說它們是作為零碎的比喻而經常出現的。更準確地說，在這些處所，源自於加斯卡爾文章特質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加斯卡爾的作品中，有關小動物的表述實在是出色。
——二〇〇七年五月，恰好是“五月祭”有獎征文活動五十周年。一九五五年九月，東京大學駒場校區的校內雜誌《學園》刊載的《火山》，是您成為鉛字的第一部小說吧？
是這樣的。當時我剛剛二十歲左右，進入大學後不久便認識了詩人岸田衿子①，岸田邀我一起去她妹妹家。那時候我對東京的地理什麼都不知道，總之，從六本木交叉路口附近下坡，她家就在那坡道中途。說起衿子的妹妹，先前我並不知道是誰，可是屋門一打開，站在門內的竟是女演員岸田今日子②。玄關對麵是個大約四疊半③的日本式房間，裏麵有個如低矮碉堡一般的四角形台麵，四個人就圍坐在那台麵四周。於是我就在想，東京的藝術家就是這樣進行爭論的呀！不由得心生敬意。不記得是衿子還是今日子說：這是麻將（笑）。那四人中的一人這時便向我問道：“你就是寫《火山》那篇小說的作者？”他還說，“那小說可真棒！”那人就是武滿徹④。武滿的工作，當時被製成唱片的，隻有《為弦樂而作的安魂曲》，可我強烈地覺察到，此君絕非尋常之人。他對我說，“我認為你就是小說家！”也就是說，武滿想要見我，便委托今日子，而今日子則找到了她姐姐，然後衿子就邀請我過來了。武滿是在五十一年前就讀了我作品的人。自那以後，他就一直是我所敬愛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