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有一天，李梅紅著臉跟我說：“海燕，朱素貞說可以介紹我去酒店上班。她說酒店能賺好多好多錢，有了錢想吃什麼水果買什麼水果。”
我瞪大了眼睛：“早就知道她沒安好心了，你怎麼說？”
李梅認真地說：“我來時我媽跟我說，我打幾年工攢一筆錢，她會用這錢給我置辦一份豐厚的嫁妝，然後找個好男孩安安穩穩過日子。”
我握著她的手：“是的，梅子，累點苦點不怕，但絕不能出賣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這是原則問題！”李梅瞪著一雙漂亮的大眼睛，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她雖然快人快語，但她是個好女孩，善良而單純。
朱素貞對我們兩人同時冷淡下來，可能連碰了兩次釘子也沒有再發展別人的興趣了，終於安靜下來。隻是請假的次數，也明顯少了許多。
我們的生活是固定的三點一線：宿舍－廠區－飯堂，我們每天在這三點一線間周而複始。每天早上七點打起床鈴，而我又是比較嗜睡的一個，經常要挨到七點半才能起床。因為時間緊，便不能去吃早餐，一直要空著肚子做到中午１２點。不出兩個月，我感覺胃部開始不舒服起來。事實上，同樣的原因，宿舍沒幾個人的胃是好的。
日子象指尖的流水一樣逝去，我逐漸習慣了這種繁忙而勞累的生活。我感覺自己越來越疲倦，越來越麻木了。很多時候，我忘記了我來東莞的目的，我覺得自己己經不是人了，而是和車間的那些平車、燙位一樣，隻是一個沒有思想、隻知道幹活的機器！
因為貨多，每天趕貨趕得死，一般最早１２點下班，有幾次上了通宵，休息四五個小時後照常上班。雖然金秋廠無論規模還是名聲，和亮光廠都不在一個檔次上，但同樣是發夜宵票的，同樣是那種無油無鹽的湯米粉、湯河粉，吃得我一看到白白的東西都想吐。
但不能不吃，否則，沒有力氣打包裝，更不可能熬得那麼久。有時候做著做著就睡著了。夜裏隻有組長在，一般看到睡覺也不象白天那樣罵人，但睡得太久了也不行，就算組長不叫我們也會醒的，因為工資是計件的，想睡覺就別想拿高工資。
所謂的高工資也隻是相對而言。打包裝不算技術活，工價低得要死，在廠裏包裝工的工資是最低的。工資最高的是平車車位和燙位。但燙位一般都是男孩子，車位則要熟練工。而我，是要學電腦做文員的。可這樣拚死拚活地加班，哪有時間去學電腦呢？
金秋廠也是押兩個月工資。我的錢除了寄５００元給我弟交學費，剩下的也很快花完了。我在金秋廠的第一份工資是八月底領的，雖然整個六月份我隻上了１０天班，但還是領了差不多２５０元的工資。好廠就是不一樣呢，在金秋廠做１０天相當於在亮光廠做半個月。但我還是恨不得一分錢分成幾次花，因為這一分一厘都是我的血汗。
麗娟他們梭織三廠也是不停地趕貨，我們好難見一次麵，偶爾碰到，也是打幾句招呼就各奔東西。廠裏連國慶節都沒有放假，雖然國慶節是國家法定假期，但對我們似乎沒什麼作用。甚至連拿計時工資的查衫，也和平時拿的一樣工資，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到了元旦。按照慣例，年前的一段時間是金秋廠的淡季，有時還整天整天地休息，我和麗娟她們在一起的時間多起來。而每次去看麗娟，都能看到胡海波。因為李清是做職員的，和李梅不能天天在一起，反而我和李梅總是同進同出，人家都說我們象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