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曾經提出了“上下同欲者勝”的觀點，並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由此可見，作為一代兵聖的孫子，已經敏銳地察覺到，軍心的向背問題，對於戰爭的影響是具有決定性的。而在現代商戰中，作為企業的管理者，應該怎麼做才能使自己的團隊達到“上下同欲”這個目標呢？孫子告訴我們，沒有別的辦法，隻有用心。實際上也是如此，隻要你真的用心了，那麼一切也將會按照你預定的目標去發展。
“原文”主孰有道？
“大意”那一方君主政治清明？
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把“主孰有道”列在“七情”的第一位，由此可見，其認為雙方君主或首腦，那個更政治清明那個君主就更能得道多助。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一個企業的文化更是激勵員工贏得商戰的有效機製。
企業文化作為一股管理新潮，它的產生與近二十年來美國經濟的持續衰退和日本經濟的迅速起飛有著直接的關係。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受到日本和西歐的挑戰，其絕對優勢地位開始下降，特別是近二十來年，美國企業在與日本企業的競爭中不斷失敗，日本取代了美國成為世界汽車生產的頭號強國。作為美國工業基礎的鋼鐵工業和某些高科技產品的優勢地位也逐漸被日本人奪走。麵對著日本旋風般的猛烈襲擊，美國朝野驚慌失措，尼克鬆總統哀歎：“美國遇到了我們甚至連做夢都想不到的那種挑戰”。許多沉醉於“美國世界第一”的美國人也不得不冷靜下來思考：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上瀕臨崩潰、技術屬於三四流的一個彈丸之地的日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便實現了經濟騰飛？日本經濟成功的奧秘在哪裏？美國能否仿效日本的作法？反思的結果隻有一個：美國要想走出困境，必須立足本土，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此外別無良策。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人驚喜地發現日美企業管理的差異根本點不在於管理方法和手段上，而在過去一致認為是相同的管理因素上，美國企業管理因素以理性主義而著稱於世，過於強調技術、設備、方法、規章、組織結構和財務分析等硬因素；而日本企業經營管理的傳統模式，具有鮮明的非理性主義色彩，即比較注重目標、信念、價值觀、文化這類主觀因素。它重視人性、重視人力資源，把職工當作“社會人”、“決策人”甚至是“自動人”，最大限度地發揮職工的潛力，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近年來，美國的管理學界和企業逐步認識到，把雇員當作純粹的生產要素，當作會講話的機器，當作“經濟人”看待，會損害雇員的感情，不利於企業長久發展。因而，美國企業界正在加強組織的人情味，力圖把組織設計得“更符合人性”、“更符合人情”。
事實上，企業文化的人情與人性正是孫子所謂的“主孰有道”，誰更能讓員工從感情上親近企業，誰更能讓企業產生強大的凝聚，那誰無疑就更能在現代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