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一生中對待任務最不負責任的……”副局長說：我到了W縣城關，找了個旅社住下來，隨口向服務員問道：知道馮媽嗎？殺人的那個馮媽。服務員嚇的一機靈，說：知道！誰能不知道她呀？我又問：你能聯絡到她娘家人嗎？服務員說：不能！不認識啊！一句話都再沒問，第二天，我就回來了，向上麵報告：馮媽的娘家人一時聯絡不上。上麵的指示幹脆利落：講話要算話！通知人犯，家人一時聯絡不上，死刑推遲執行，什麼時候聯絡上了，什麼時間再說！
於是，馮媽以死刑未決的身份繼續留在省總監獄。
沒有人催促副局長再度聯絡馮媽的娘家人。
S省高級人民法院也不再追問馮媽死刑的執行結果。
然而，一切清晰可見，中國人，其實是在不與法律法令相對抗的前提下，搜索空間，暗留縫隙，竭力挽救馮媽——這個於情可諒，於法則被舊新兩個政權都判處了死刑的普通農村女人的生命。
“你們當時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殺她？”1986年采訪時，我問。“陰差陽錯吧……”已經離休的全國政協委員楊老含含糊糊。當年，楊老是S省高級人民法院管轄過馮媽一案的處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道主義精神的閃亮光華！”丁老先生於逝世之前說得卻十分透徹。丁老先生在知道了馮媽仍然活著的時候，表現出來很大的激動，他在連聲喊了好幾個“沒想到”之後說道：執法有情，人道仁義。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無論黨內還是社會上，仁義和人道主義一直是不能提的，一定要提的話，前麵必須先加上資產階級，可是，在“馮案”之中，我們看到了什麼？仁義！人道主義的仁義！仁義的人道主義！除了人道主義還是人道主義……
沒有被拉上刑場的馮媽，領受了一個“職務”——省總監獄女監部的“協管”。每天，她在接到放風命令後一間一間打開牢門，放風結束後再一一鎖閉。以後，她的“職責”又增加了為犯人們打飯的項目。當初，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恰逢開飯，五十八歲的她，左右兩手各提一桶飯菜，走起路來不搖不晃。那天的牢飯是由糙米加玉米混蒸而成的，菜是五花肉燉白羅卜……
望著S省傳媒的老同事們，追記往事，曆曆在目，清晰如畫。但是，我卻怎麼樣都想象不出現在的馮媽，是什麼樣子。問同事，同事說：沒見過，隻是聽說，老了，病了。
攜帶著一股非常複雜的情緒，六十歲的我啟程S省，決定看一看別過二十多年的馮媽。
公安醫院一間普通病房的普通病床上，平躺著一個普通的老太太。乍看，再看，細看，她都是一個普通的家常老太太。惟一不同的是，別的老太太床邊有親人，她的床邊沒有。
“你還認識我嗎？我是記者，二十多年前采訪過你！”我努力地調整著麵部表情，企圖顯示自己曾有的麵容。
馮媽默默地搖搖頭，眼中閃爍著一絲慚愧與膽怯。
其實，我該知道的，馮媽不可能還認識我，她更不必記憶我，在她的生命中，我不重要，重要的是長時期關心著她的監管幹警。
1959年，S省新建總監獄，關押馮媽的監獄更名為S省女子監獄，馮媽續任“協管”，新任監獄長是一位革命多年的女性，據說，她在看過馮媽卷宗之後，於午夜傳喚了馮媽，從第二天起，犯人點名時，馮媽便不再列隊應答了，三個月後，女監獄長奉調另任，而點名時不喊馮媽，已成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