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國際關係的經濟分析：一個新的邏輯框架
分析世界各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關係時，政治學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但是，進一步深入研究，可能需要用經濟學的思路和方法，去思考和看待這些對象。
研究和分析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需要“國家利益和動機—國家行為—國際間國家（非合作型博弈與合作型博弈）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和風險比較—國際戰略關係選擇”這樣的框架。
國際關係中，經濟利益決定政治關係。國際政治、外交和軍事等關係的基礎是經濟關係。國與國之間的資源、投資、貿易、金融、領土等利益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與國之間的政治態度差異，友好還是不友好，是否會發生軍事競賽和衝突。然而，政治、外交和軍事關係衝突，也會反作用於經濟關係，導致經濟關係親密，或者惡化。國與國之間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麵，是一個綜合的、各方麵互相影響與互動的關係，不可分割。一方麵，經濟關係密切，在利益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會抑製國家間激烈的，以武力方式出現的競爭，避免軍事衝突的發生；但是另一方麵，政治關係的惡化，會對經濟關係產生負麵影響。比如，有的學者認為，在日中關係上，日本可以對中國的釣魚島宣示主權，可以與圍堵中國的美國結盟，而在經濟上，可以與中國加強經濟關係，共同發展。即在經濟上，獲得中國發展帶來的好處，而在政治和軍事上，借助美國與中國對抗。實現所謂的“政冷”和“經熱”的中日關係搭配。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2012年9月中日之間發生釣魚島衝突後，中國消費者堅決抵製日貨，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旅遊規模和相關的投資及生產嚴重受到影響。
國家利益是一切國際關係的出發點。因此，不論是在國際政治學，國際關係學，外交學等學科中，還是在世界經濟學、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學科中，國家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國家利益，有經濟方麵的利益，也有政治、文化、外交和軍事等方麵的利益。經濟方麵，與外部有關的，有人口、資源、發展的環境容量、投資、貿易、貨幣、產業分工協作等等；而非經濟利益上，包括國際社會地位，政治關係上的協調，文化上的交流，外交上的默契和配合，軍事上的合作和裁軍等方麵。而非經濟利益這樣的提法，實際上是將政治、文化、外交和軍事等關係的結果，用經濟的視角來看待。將非經濟問題，用經濟的方法去分析。
國家利益，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有局部的，也有整體的。比如從時間上看，本幣彙率下跌或上升，給國家短期的彙儲利益帶來的要麼是損失，要麼是盈餘；而科技進步所形成的用之不竭和清潔無汙的能源結構，則是一個國家民族的遠期利益。外援，對一些國家進行建設幫助，出讓一些局部的國家財政利益，是為國家整體的政治、外交和經濟協作等利益而服務。因此，國家利益，需要短期與長期之間進行平衡，局部與整體之間進行綜合考慮。
維護國家利益是國家對外行為的最基本動機。一般來說，一個國家行為的動機，決定於其所謀求的國家利益。從人類誕生起，在有記載的這幾千年曆史中，人類的各部落、種群、民族和國家擴大疆土，增加人口，包括發動戰爭，擴張領土，掠奪人口，侵占資源，強進市場等行為，其動機就是為了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利益。
在製定國家對外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和軍事等政策時，最基本的動機是維護和爭取本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對外政策的製定，需要指出的是應當正確處理意識形態異同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一些政治家、學者描述的“國與國之間，有所謂的共同價值觀，就會有共同的利益”的狀況，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將國家行為的動機，建立在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價值觀上，而不是建立在國家利益上，隻能說是一種幼稚和愚蠢的行為。當年前蘇聯與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麵有共同的共產主義價值觀，但是，在解決曆史上不平等條約形成的中蘇領土問題上，蘇聯並沒有因共產主義的共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而將沙俄侵占的領土歸還給中國。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形成西方的民主政體，實行資本主義製度，但相同的意識形態也未促使其成為美國的民主盟友國家，美國同樣也未取消對俄羅斯的圍堵和防備。中國建國後的很長時間中，以共同價值觀為國際關係行動動機的思維方式，以及形成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國家利益的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