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劇作論》原於1981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是田本相先生多年研究工作的結晶。其中某些篇章在刊物上單獨發表時，就獲得同行的好評。《曹禺劇作論》的出版，是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戲劇研究領域的一個可貴的收獲。
說可貴，因為它是國內全麵、係統研究曹禺劇作的第一部專著，而且觀點鮮明，分析細膩深刻，頗有獨到之處。作者對曹禺劇作研究有年，功力較深，故而在本書中顯示了自己的特色。自從曹禺的《雷雨》、《日出》問世以來，近五十年間發表的各類評論、分析、介紹曹禺劇作的文章共有500餘篇之多，這在現代作家研究中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這些評論工作主要取得了下述成績：比較全麵深入地評論了曹禺代表作《雷雨》、《日出》的思想內容，特別是對周樸園、蘩漪、陳白露等戲劇人物的探討達到一定深度；就《雷雨》所反映的作家世界觀提出了各種不同看法；個別評論家還對曹禺戲劇的結構特色、語言藝術作出了細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主要存在的問題是：評論範圍主要局限在兩部劇作和三四個戲劇人物身上，對《北京人》、《原野》等這樣在劇作家創作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作品缺少必要的深入研究；沒有將作家解放前後的一係列創作作為一個有聯係的、完整的藝術整體來剖析，基本上停留在就作品論作品、就人物形象論人物形象的階段，當然更談不上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研究曹禺；由於受到解放後“左”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想的幹擾，忽視藝術分析，缺少從藝術的角度去研究藝術家，多半是用社會政治學的“理論”去套作品，用流行的“階級鬥爭學說”去評價人物——“左”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和方法論妨礙了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進展，在曹禺研究中同樣留下了不良影響。現在《曹禺劇作論》出版，多少彌補了上述缺陷，把曹禺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全書雖說主要由九個單篇作品論組成，但並非孤立地就作品論作品，而是將曹禺一係列劇作作為一個相互有聯係的、有機的藝術整體來看待，從發展觀點出發，來考察曹禺戲劇的思想藝術特色及其前後發展演變。這是《曹禺劇作論》有別於過去相關評論的一個顯著特點。
而這樣做，就需要論者提出幾個基本論點作為統領全書論述的總綱。他站在什麼高度，從怎樣的角度提出問題？這個論綱是否有價值？能否有利於準確深入地揭示事物本質和展開全書一係列論述？這需要卓識。《曹禺劇作論》在討論《雷雨》時從創作個性、現實主義、話劇民族化群眾化三個方麵提出問題，且以此作為探討曹禺創作道路的起點，要在他未來的創作道路發展變化中，研究他的創作個性是怎樣在時代的風雲中磨礪，在怎樣的藝術追求中變化著？他的現實主義是怎樣經曆著曲折而前進的？關於話劇民族化群眾化，也是如此，以便測量它的未來。應該說，這三點的提出頗有見地，確是深入曹禺戲劇的關鍵，是頗富價值的研究課題，能夠支撐起全書的結構大廈。而且《曹禺劇作論》沒有高高提起、輕輕落下，這三點理論基點貫穿了全書論述，特別是有力地體現在《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四論中；其中關於曹禺現實主義的論述尤為深刻細致，從而給予曹禺戲劇道路的發展起伏勾勒出一個清晰的輪廓，揭櫫其基本特色。它首先從《雷雨》的三條矛盾線索中揭示出這部悲劇現實主義的深刻性，具有鮮明的時代亮色，與“五四”以來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一脈相承。接著論述《日出》現實主義的發展，這部分分析在全書中最為鞭辟入裏，富有創見。它精辟地指出，曹禺創作《日出》時提出的“試探一次新路”，不能僅僅看做是個結構問題，更主要的是對新的題材、人物、主題的探索而引起的，就其實質來說是探求一條革命現實主義道路。《日出》的現實主義成就，較之《雷雨》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呈現出革命現實主義的某些特點。然後分析了《日出》對現實的批判性，它的現實主義的深刻性更表現在對造成這不公平社會的根源的探索上，作家直接到社會本身去尋找或探索悲劇的根源。這是較之《雷雨》的一個突出變化，其傑出之處還表現在對那個社會金錢製度的批判上，它深入到政治經濟學和道德倫理學的領域，暴露出那個金融都市社會的種種罪惡，從而深刻揭示出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和悲劇的社會根源。如果說這方麵的論述已經比以往的《日出》評論大大深入了，那麼關於《日出》現實主義的新特色——對光明的追求——的論述，就尤其富有新意，閃耀出評論者的卓見。過去一般隻是從戲劇表麵看到曹禺寫了打夯工人的活動，《曹禺劇作論》將方達生與周衝聯係起來比較分析。周衝是一個憧憬光明的夢幻者，而方達生則是一個光明的映襯者。對“日出”的精神渴望，構成《日出》整體構思中的詩意靈魂，這種理想情愫和浪漫詩情，彙成詩意潛流，在主題、結構、背景和人物上都得到體現。作家揭露汙穢同時展示出在其掩蓋下的詩意真實，刻畫人物同時挖掘了人物心靈的閃光，從腐屍中看到生命的躍動，在墮落中發現善良的靈魂，她們內心深處依然躍動著的熱愛生活的希望和潛藏著的激怒與反抗的要求。這些分析，可以說是入木三分的。關於暴露黑暗與歌頌光明的問題，理論界曆來爭論不休，《曹禺劇作論》在具體作品分析中滲透的見解對我們弄清這一問題很有啟發。《曹禺劇作論》進而分析了《北京人》是一部喜劇，它“把隱蔽於悲劇現象後麵的喜劇性發現出來”，“作家就把他的現實主義的戲劇藝術推向一個更加深化的新境界”。“喜劇說”雖非定論，但《曹禺劇作論》注意到劇本戲劇色調的豐富多彩，通過細致具體的分析著力闡述其喜劇性的一麵，這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理解曹禺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