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臘悲劇中，反映人和命運的衝突時，總是把個人的悲劇遭遇歸因於命運的捉弄，相信命運無所不在的威懾。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就把俄狄浦斯殺父娶母最後導致悲憤欲狂、刺瞎眼睛的悲劇結局，看成是命運的捉弄，是由於拉伊俄斯的罪惡而命中注定了他的兒子俄狄浦斯的悲劇。這種命運觀念帶有迷信性質。這種命運悲劇的唯心主義性質同這些悲劇產生的年代的社會條件、自然科學水平的狀況是相適應的，同對社會對自然界認識的愚昧狀態是分不開的。不能把《雷雨》中人物命運的悲劇看成是這種命運觀念的產物。
的確，《雷雨》中的一些人物的命運是太巧合了，從表麵上看來似乎是命運在捉弄他們。三十年前，魯侍萍被周樸園拋棄了，險些悲慘地死去；而三十年後，又好像是鬼使神差地他們再度重逢。豈僅如此，她的女兒四鳳又在重蹈著侍萍的覆轍，而這個“愛”著自己女兒的人卻又是她的親生兒子周萍。這些，似乎都有一種神秘的命運主宰著。於是，也就有人認為《雷雨》中這種悲劇命運的描寫，是易卜生《群鬼》中所謂“父親造的孽，要在兒女身上遭到報應”的“自然的法則”在驅使著。其實，易卜生的《群鬼》也並不是宣傳那種遺傳的命運觀念，把人物的命運訴諸報應之類的“自然的法則”。透過歐士華的生理遺傳的影響，在這個年青人的悲劇中，依然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社會製度不可醫治的病態，他的悲劇是客觀的社會關係造成的。而在《雷雨》中，魯侍萍的悲劇遭遇真實地表現了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不幸人們的痛苦，人物命運的巧合性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物命運的殘酷性。作家把日常生活中的階級壓迫的殘忍和冷酷戲劇化了。對於魯侍萍說來，她本身所遭受的欺淩和蹂躪已經相當悲慘了，她最恐懼的是怕女兒重蹈覆轍。但是，她最擔心的事猶如晴天霹靂般地發生了。這樣，魯侍萍不但在同周樸園的重逢中重新咀嚼那三十年來未曾減卻的人生痛苦和屈辱，而四鳳的重蹈覆轍更使她不得不在未曾愈合的傷痕上又插下了新的刀刃。當她悲天愴地喊出，“啊，天知道誰犯了罪，誰造的這種孽”，於是便有人把侍萍的宿命的悲歎看成是作者宿命論的反映了。我們認為，恰是在這樣的巧合的戲劇安排之中，透露著作家對現實生活中某種具有必然性的規律的探求。隻要那剝削階級的社會製度依然存在，被壓迫人民的命運就暫時難以從那“殘酷的井”中掙脫出來，因此，他們的悲劇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質。《雷雨》中那些看來是為神秘命運捉弄的地方，都驚人地反映出剝削階級造成勞動人民悲劇的必然性，從偶然反映了必然，從個別反映了一般，獲得它的普遍的意義。這正像杜勃羅留波夫說的：“把崇高的思想自由地轉化為生動的形象，同時在人生的一切最特殊、最偶然的事實中，完全認識它的崇高而普遍的意義。”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1卷，頁166。在《雷雨》中是有著作家獨特的生活感受所凝聚起來的哲理的光輝的。他雖然不能明確指出那個主宰著這宇宙裏鬥爭的是什麼，但是，從整個劇情的發展中卻對造成勞動群眾悲劇的剝削製度提出了控訴。
在曹禺對宇宙的憧憬中，深刻地反映著他的苦悶，他渴望找出打開宇宙鬥爭奧秘的鑰匙，但不能得到它。這對於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年青作家來說，為此苦苦思索而變得焦灼不安了：“我應該告罪的是我還年青，我有著一般年青人按捺不住的習性，問題臨在頭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個答案，苦思不得的時候便冥眩不安。流著汗，急躁地捶擊著自己，如同肚內錯投了一副致命的藥劑。”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這種追素問題答案的緊張和焦躁，痛苦和不安都一起注入《雷雨》之中了。請看他筆下的人物吧！無論是蘩漪、侍萍、四鳳，還是周萍，都烙印著作家這種苦悶的印痕，他們掙紮著、抗爭著，但等待他們的是“不知千萬仞的深淵在眼前張著巨大的口”。當作家自己還看不到一條明確的道路時，他又怎能為自己的人物指明一條出路呢？這種苦悶是由於作家沒有正確的世界觀的指導而產生的，也是由於作家對中國革命的任務、對象、動力和前途缺乏正確理解而引起的。
我們也不能回避作家宿命論的問題。曹禺對宇宙的憧憬中，就其思索著的內容來說是現實的，其主導傾向是唯物的；但按其形式來說又帶著神秘的色彩。當他不能對宇宙裏鬥爭的主宰作出科學的回答時，就覺得這個世界變得有些神秘了。他越是“睜大了驚奇的眼睛”觀察到現實鬥爭的殘忍和冷酷，越是對現實探本求源，便越是感到一種“無名的恐懼”，似乎是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著這一切。他說：“寫《雷雨》，我不能如舊戲裏用一個一手執鐵釘，一手舉著巨錘青麵紅發的雷公，象征《雷雨》中渺茫不可知的神秘，那是技巧上的不允許。”同上。所以，《雷雨》中是有著這種神秘氣息的。當《雷雨》的悲劇走向結局時，特別是當周樸園最後出場宣布了侍萍的真實身份，幾乎在場的所有人物都發出了宿命的浩歎。魯侍萍原就表現了她的宿命思想，她呼喊著“天”，並不奇怪。蘩漪也驚愕周樸園這突然而來的宣布，喊出“天哪！”周樸園把侍萍重新找到周家門上來說成是“天命”。一個老仆人也說這場悲劇是“天意”。四鳳向著周萍怪笑著忍不住地喊出：“啊，天！”在這場戲中籠罩著濃厚的宿命的氣氛，使這悲劇的結局帶上神秘的色彩。約翰·霍華德·勞遜說：“戲劇的高潮，即全劇最緊張的一點，最完整地表現了劇作家心目中的現實發展規律。高潮通過一次平衡狀態的變——它創造出力量間的新的平衡——而解決了衝突；促使事件變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正是劇作家所認識到的必然性，它表達了動作的社會意義。”約翰·霍華德·勞遜：《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頁225。正是在《雷雨》的高潮中，更突出地暴露出作者思想的局限。當他還不能深刻地科學地把握著社會發展的規律時，又怎麼能指望作家對他的人物的前途和鬥爭的結局作出科學的回答呢？在這裏，他對宇宙裏鬥爭背後主宰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渺茫不可知的神秘”感便產生了作用。他把這種不可知的神秘感也戲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