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演出後，有人臆測劇中某些部分承襲了外國戲劇大師的作品。曹禺答辯說：“在過去的十幾年，固然也讀過幾本戲，演過幾次戲，但盡管我用了力量來思索，我追憶不出哪一點是在故意模擬誰”，“我想不出執筆的時候我是追念著哪些作品而寫下《雷雨》”。同時，他以十分形象的比喻概括了他借鑒外國戲劇的經驗，他說：“也許在所謂‘潛意識’的下層，我自己欺騙了自己，我是一個忘恩的仆隸一縷一縷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線，織好了自己醜陋的衣服，而否認這些褪了色（因為到了我的手裏）的金絲也還是主人家的。”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抽取別人的金線來織好自己的衣裳，這真是絕妙的總結。恰好表明了，他在借鑒外國戲劇時，不模仿，不抄襲，創造性地把別人的優長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去。如他所說，是經過了一番“揉搓塑抹”的消化功夫，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來的。在《雷雨》中，作家可能借鑒了希臘命運悲劇那種善於描寫人物悲劇命運的長處；但是，《雷雨》的悲劇人物的命運全然是中國的、民族的，它的悲劇性的矛盾都植根在中國現實生活的土壤裏。也許作家從莎士比亞那裏學習了他善於通過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刻畫出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和豐富性的創作手法，但是，無論是蘩漪還是魯侍萍性格的複雜性和豐富性，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複雜的現實關係的產物。蘩漪這個性格乖戾的女性，絕不同於《群鬼》中的阿爾文太太，也不是《玩偶之家》中娜拉的翻版，更不是奧尼爾《奇異的間隔》中尼娜式的放縱女人。《雷雨》終究是一個中國作家以他反封建的鮮明立場，對中國社會中的人物命運和鬥爭生活進行自己的觀察的結果。作家借鑒外國戲劇不過是用它來表現自己的觀察。
最近曹禺還感慨地說：“《雷雨》畢竟是中國人寫的嘛！”胡受昌：《就〈雷雨〉訪曹禺同誌，《破與立》1978年第5期。這表明著，他不但是用中國人的眼睛來觀察反映生活，而且是寫給中國觀眾看的，並且也適應中國觀眾的需要和愛好去創作。《雷雨》民族化群眾化的一條寶貴經驗，在於作家比較自覺地在創作中麵向中國觀眾，注意他們的興趣、愛好和需要。
一切戲劇藝術都需要觀眾來支持。在一定意義上說，沒有觀眾的戲劇就不能認為是十分成功的。當愛克曼對歌德說，為劇場寫作是件困難而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時，歌德說：“重要的是，作家要懂得采取適合觀眾愛好和興趣的道路。如果作者的才能與觀眾的傾向一致，那麼，就大功告成了。”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11期，頁205。這確是睿智的見解。曹禺創作《雷雨》就比較自覺地走了一條適合中國觀眾愛好和興趣的道路。由於作家長期觀賞戲劇和演戲的實踐體驗，他深深懂得普通的觀眾是“劇場的生命”，自然也是戲劇的生命。他說：“寫戲的人最感覺苦悶而又最容易逗起興味的就是一個戲由寫作到演出中的各種各樣的限製，而最可怕的限製便是普通觀眾的趣味。怎樣一麵會真實不歪曲，一麵又能叫觀眾感到愉快，願意下次再來買票看戲，常是使一個從事於戲劇的人最頭痛的問題。”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既不能為了迎合觀眾而損害作品的嚴肅內容，又要考慮他們的愛好、興味，這是一個艱巨的課題。曹禺立誌要寫“經得起演的東西”，這便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困難而光榮的美學使命。由此出發，他不但在戲劇內容上考慮到群眾所接受的程度，而且在藝術上，他把借鑒外國戲劇創作的經驗同創造性地汲取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民族戲劇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把曹禺這些戲劇美學的見解，放在當時的話劇理論中也是富有創見並切中時弊的。《雷雨》，可以說是作家這種戲劇美學的實踐。
那麼，我們現在看看作家是怎樣把借鑒外國戲劇同繼承民族戲劇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又是怎樣在進行具體的藝術創造時，把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考慮進去的。
首先，在《雷雨》的情節和結構上，它注意到中國觀眾要故事、要穿插、要場麵的欣賞習慣，使《雷雨》具有故事的傳奇性、衝突場麵的緊張性和結構上的明了性。
關於《雷雨》的結構、情節，有的評論者過多強調了它對希臘悲劇和易卜生戲劇的借鑒，特別是《群鬼》的影響。我們並不否認這些影響。但是，不應忽視民族戲劇對它的作用。應當指出的是，即使他借鑒《群鬼》的結構方法，也是為我所用，借以實現他的創作企圖。陳瘦竹同誌曾說：“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麵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雷雨》和《群鬼》在結構上某些相似之處，並不是曹禺任意模仿易卜生，而是取決於他自己的創作意圖。曹禺所以要從三十年前的矛盾著眼，而從一天之內的衝突落筆，我們應該從《雷雨》的主題思想找到解釋。在他看來，一切剝削階級的罪惡，都有曆史根源，而且愈來愈嚴重，因此隻有從曆史的發展過程中，才能徹底揭露舊中國家族和社會製度的弊害，才能充分表現受害者的悲慘命運。”陳瘦竹、沈蔚德：《論〈雷雨〉〈日出〉的結構藝術》，《文學評論》1960年第5期。應當補充的是，就《雷雨》的人物和事件的錯綜交織的複雜性來說，較之《群鬼》，它所麵臨的結構上的難度是更為艱巨的。而就《雷雨》戲劇衝突的性質及其尖銳性來說，也較《群鬼》更為緊張和激烈了。曹禺必須解決他所麵臨的結構任務。盡管他借鑒了《群鬼》的某些結構方法，但是，無論在選擇和安排情節上，都更多地考慮了中國觀眾的興味，更多汲取了中國民族戲劇的編劇方法。曹禺說，中國的觀眾，“他們要故事，要穿插，要緊張的場麵”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