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寫於1936年，先是發表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季月刊》上，1937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早已伸進華北。不久，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民族危機達到一個空前嚴重的階段。因之，《原野》問世後既沒有得到更多的演出機會，也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和重視。在屈指可數的幾篇評論中，幾乎都給予了嚴峻的否定批評。有人就說，《原野》“是曹禺最失敗的一部作品”。在後來出版的幾部現代文學史的專著中，也都指出它失敗的情形。
我們重新探討《原野》，並非為它的不足進行辯誣，乃是因為我們感到，僅僅指出一部作品的失敗情形，還不能算是盡了文藝批評的責任。如果是深入地研究曹禺的創作道路，探討他成功的作品自屬重要，而研究他不夠成功的作品及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顯得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和價值。這裏，有一個始終引起我們關注的問題：為什麼曹禺在寫成《雷雨》、《日出》這樣傑出的現實主義劇作之後，又寫出《原野》這樣無論是在創作方法還是在藝術作風上都迥然不同的作品？對於這樣一個現象應該怎樣給予科學的說明，其中有哪些得失以及值得汲取的經驗教訓，這正是我們加以探討的重點。
一前進中的曲折
正如任何客觀事物的發展都會有著曲折、回旋、反複一樣，一個作家的創作道路也不會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前進。
我們研究《原野》，不應當忘記這樣一個特點：作家當時隻不過是一位26歲的青年作家，他的思想和藝術都還處於一個不定型的活躍階段。周恩來同誌曾說：“曹禺同誌是有勇氣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周恩來：《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1962年2月17日於紫光閣。在創作上，他從來不滿足於舊作而勇於探索大膽創新。但是，對於一個勇於獨創的作家來說，總會擔著風險，也不能永遠保證成功。無論在思想還是藝術上，《原野》都是作家積極探索的產兒，表現了作家敢於探索自己未曾探索過的新課題的勇氣。但是，《原野》的創作較之《雷雨》、《日出》，使作家麵臨著一個從未遇到的巨大矛盾：他本來是擴大了他的生活視野，把目光投向了廣大的農民，探索農民的生活地位和命運，可是，他所探索的卻是一個他全然不熟悉的生活領域。他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不但不熟悉農村生活鬥爭的曆史，更不熟悉農村現實的鬥爭環境以及現實的階級關係。這樣，積極探索的願望、探索的熱情同不可能完美地實現對題材的掌握的客觀條件之間，就必然形成難以克服的矛盾。而這些，對於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說來，不管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它本身就構成了創作的潛在危機。我們正是從作家所麵臨的這個基本矛盾上，來探討作家的得失和教訓。在很大程度上，曹禺是憑著他卓越的技巧，在一個貧瘠的生活土壤上建起了《原野》的戲劇大廈，盡管外部看來奇特誘人，卻經不住現實邏輯的推敲和考驗。他建築了這樣一個戲劇的結構，卻沒有一個深思熟慮的道理作為支撐，相反，卻透露出他世界觀的矛盾和苦悶的心情。他不是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富於詩意的獨特感受，而是運用著一些奇異的觀念虛構著戲劇衝突，導演著人物的性格，布置著戲劇的氣氛。
但是，我們並不認為《原野》是一部完全失敗的作品。有人曾指出，《原野》是“一個純觀念的劇”，它隻是“寫人與命運的抗爭”，“所要表現的是人類對於抽象的命運的抗爭……一個非科學的純觀念的主題”。這些評價，不但沒有看到作家積極的探索願望，也沒有看到《原野》所包含的某些真實性的內容。作家透過仇虎複仇的悲劇故事，仍然透露出豪紳統治下階級壓迫的消息，和農民不可抑製的反抗複仇的情緒。同時，也表現出作家對豪紳統治的滿腔憤激和反抗熱情，以及對農民悲慘命運的關切和同情。隻要看看30年代文學領域裏日益增多的農村題材的作品，農民問題成為許多革命作家和進步作家關切的課題，那麼，《原野》也正是在這種文學潮流裏湧現出來的。
《原野》寫的是農民仇虎複仇而終於自殺的悲劇。仇虎的父親仇榮，被當過軍閥連長的惡霸地主焦閻王活埋了。焦閻王不但搶占了仇虎家的土地，燒了他家的房屋，並且把他的妹妹送進妓院致其悲慘死去。仇虎自己也被焦閻王誣告為土匪送進了牢獄，在牢獄裏整整熬過八個年頭，被打瘸了腿。他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閻王霸占來給他的兒子焦大星作了續弦的妻子。仇虎一家家破人亡的慘相，揭示出廣大農民在封建製度下處於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一個鄉間的惡霸地主，就像人間的閻王操縱著農民的生死命運，暴露了豪紳統治的專橫和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