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整個祖國燃起抗日的烽火，人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在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下，逐漸形成了一個廣泛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民族統一戰線。
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關頭，曹禺的創作道路跨進了第二個階段。正如八年抗戰曆盡了艱難曲折的道路，曹禺的創作也是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前進的。抗戰初起，他的愛國熱忱使他的創作直接服膺於抗日戰爭的需要。為動員全民抗戰，他先和宋之的合作寫出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繼之，又創作了《蛻變》。這些，都被人稱為“抗戰劇作”。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國民黨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推行其一黨獨裁的專製主義，使曹禺對現實的認識更加清醒，思想更加沉實。他始終保持著對藝術的探索精神，寫出《北京人》和改編出《家》那樣的藝術佳作。
值得重視的是，在這個階段中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黨的影響，特別是周恩來同誌多次找他談話，給他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他曾多次滿懷深情回顧周恩來同誌對他的關懷和教誨，說：“在重慶時總理對我們就很照顧。共產黨不是有三個法寶嗎？這第一個法寶叫統一戰線，很重要。有些進步和不喜歡國民黨的人都肯到總理當時在重慶的辦事處去。從三八年起我第一次見到總理，就對他佩服到極點。他知道我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第一是吃得不夠，穿得不行，重慶夏天熱得受不了，冬天冷得受不了，又不生爐子。他經常找我們談談。那時雖然國共合作，和總理接近還是有危險的；但是世界上就有這麼一種人，不怕死，不怕威脅，跟蔣介石對著幹。後來國民黨的作風越來越惡劣，我們對當時的政府越來越失望。那時對國家和自己的前途還能保持信心，很感激周總理。”趙浩生：《曹禺從〈雷雨〉談到〈王昭君〉》，《七十年代》1979年第2期。因之，在黨和周恩來同誌的影響下，他的思想和創作都出現了前一階段未曾有過的新的因素新的特點。
1937年“八一三”後，他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巡回公演，經過長途跋涉到達長沙。年底，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他被推選為理事。1938年2月，他又隨學校西遷到達重慶。1939年4月，該校又奉令疏散，搬到川南一個偏遠的縣城江安。
在這樣動蕩流亡的生活中，作家為神聖的抗戰事業所激勵，為了迎接第一屆戲劇節，他參加了《黑字二十八》的創作、導演和演出工作。寫作時正值武漢失守前夕，因此，“總動員來參加抗戰工作，打破日寇侵略的迷夢”，“肅清漢奸，變敵人的後方為前線，動員全民服役抗戰，成為我們寫作的主題”。曹禺：《黑字二十八·序》。其時，大批優秀演員都集中到重慶，“戲劇節”演出委員會為他們創作這一劇本提出一個人數眾多的演員名單。因之，“為了這樣奢侈的演員名單來寫劇本，卻並不是容易的事，這需要龐大的題材和細心的安排”同上。。根據演員情況寫作是這個劇本創作的一個特點。曹禺和宋之的不但是編劇而且兼任導演團導演，曹禺還扮演了夏曉倉這一角色，由此可見作家的抗戰熱情。當時參加演出的演員有白楊、趙丹、張瑞芳、舒繡文、沈蔚德、劉厚生等四十多名演員，陣容強大，蔚為壯觀。
《黑字二十八》的劇情曲折跌宕，它寫一個代號“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間諜打入我抗日後方進行破壞活動。他專門破壞抗日團體向敵人後方派遣人員的計劃，並且收買漢奸進行暗殺活動，最後，為抗日團體破獲逮捕。透過這些情節，歌頌了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和將領，也歌頌了愛國青年如韋明、耿傑、夏邁進等。這些青年懷著“救祖國的決心”和“對日本鬼子的仇恨”，積極報名到敵人後方去，並投入為前線士兵勸募寒衣、慰勞傷兵、救濟難民的工作。同時，劇本還嘲諷了那些“以抗戰做幌子的無恥之徒”，揭露了沈樹仁那樣出賣靈魂為敵效勞的漢奸。這個劇本人物較多，又追求曲折驚險的情節，致使人物性格淹沒於紛繁的頭緒之中。揭露現實則不能深入底裏，諷刺又多偏於表麵現象，但作家的抗日熱忱還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