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蛻變》之後，曹禺於1940年深秋創作了《北京人》。1941年1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單行本。
在曹禺的劇作中，恐怕再沒有比《北京人》受到誤解的批評更多了。這些誤解的批評意見涉及對作家創作思想、藝術風格、基調的準確理解和評價。有些意見在抗戰期間就有影響，而全國解放後還在若幹文學史著作中流傳著。應當說，對《北京人》的研究遠不及《雷雨》、《日出》那麼廣泛而深入，似乎它像蒙上一層灰塵的藝術明珠，需要拂去那些曆史殘留的灰塵，才能恢複其璀璨的光輝。
當作家滿腔熱忱反映抗戰的現實，寫出了《蛻變》，忽而又掉轉筆鋒去描寫抗戰前一個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時，就使得一些評論家感到迷惑不解了。於是便有人說，《北京人》是作家“於失望之餘，悲哀心情的表現”，是作家唱出的一曲低回婉轉的挽歌。“他知道中國的封建社會非崩潰不可，但是他卻愛戀那種勢必隨著封建社會死亡的道德與感情，他低回婉轉地不忍割舍，好像對於行將沒落的夕陽一樣。在《北京人》他唱出了他的挽歌，是又幽靜、悲哀的呀！然而他卻無法留住那行將死滅的道德與情感，跟‘無計留春住’，是同樣無可奈何的事情。”這些，無疑是把《北京人》當做曹禺為痛惜本階級的滅亡而寫出的悲哀文字了。有人還認為，作家寫的是一部纏綿悱惻的悲劇，“當作者從現實生活中感到不那麼樂觀的時候，他的寫作便轉換了方向。他送給了我們《北京人》的悲劇”。皮相的觀察自然導致誤解的批評；而不作過細的藝術分析，也不可能深入地領略劇情的深刻含意。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北京人》首次在重慶公演之後，它不但受到觀眾的好評，而且得到《新華日報》的熱情肯定。《新華日報》最早刊登了柳亞子先生的《〈北京人〉禮讚》，這是一篇用詩歌寫的劇評。他對《北京人》的主題作了富於詩意的概括和發揮。
舊社會，已崩潰；新世界，要起來！隻有你，偉大的北京人呀，繼承著祖宗的光榮，還展開著時代的未來。
破碎的大家庭，已麵對著不可避免的摧殘！老耄的白發翁，還依戀著古舊的棺材！長舌的哲婦，自殺的懦夫，都表現著舊社會的不才！隻有偉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著時代的未來！
多情的小姐，洗淨她過去的悲哀！被壓迫小媳婦兒，衝破了禮教的範圍！跟著你，偉大的北京人呀！指點著光明的前路，好走向時代的未來！柳亞子：《〈北京人〉禮讚》，1941年12月3日《新華日報》。
繼之，又發表了茜萍的《關於〈北京人〉》，這篇文章比較深入地論述了《北京人》的創作意義。它似乎是針對那種“在抗戰期間不應寫這類與抗戰無關的劇本”的“抗戰八股式的批評”而發的，因此，也可以說它是一篇為《北京人》辯誣的文字。她說：“抗戰為著什麼？是為著打走敵人，為著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社會。但是為著建立新社會，就不能不對於舊的社會作深切的研究，明確的認識，尖銳的暴露，堅決的攻擊，這才能說到正確的切實的改造，把舊社會送到曾老太爺漆了幾十年的楠木棺材裏去，這樣，我們也才能獲得抗戰勝利的真實果實。”她還指出，像《北京人》這樣的劇作，也能掃除“阻礙抗戰進步”的“舊社會的生活、習慣、意識形態”等傳統的東西，也可以“喚醒那些被舊社會的桎梏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們，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茜萍：《關於〈北京人〉》，1942年2月6日《新華日報》。。這些批評體現著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也體現著黨對曹禺創作的關懷、支持和愛護。當時茅盾也撰文指出：“絕不能低估《北京人》的價值，低估它的社會意義。”茅盾：《讀〈北京人〉》，1942年4月27日《解放日報》。但是，這些中肯的意見未能為後來文學史家所重視，而把一些誤解的批評意見作為依據了。
在我們看來，《北京人》是曹禺解放前戲劇創作的高峰，無論它的思想還是藝術都標誌著曹禺劇作的最高成就。他的創作經過鬥爭風雨的磨煉，思想更加沉實，藝術也更為成熟了。他不但把他的劇作風格錘煉得更加雋永含蓄，而且在探索話劇的民族化群眾化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使《北京人》形成了濃鬱的民族風格特色。而這些，正是我們準備著重探討的課題。
一是悲劇還是喜劇
曹禺寫作《北京人》究竟抱著怎樣的心情，它是否是“失望之餘”的作品？另外，《北京人》究竟是一部悲劇還是喜劇？這些是值得弄清的問題。它關係到對《北京人》的主題思想、戲劇基調和藝術風格的準確評價，也關係到對曹禺現實主義創作道路的深入探討和理解。當有人把《北京人》看做是作家“悲哀心情的表現”，或者把它作為一部悲劇來評價時，他們就像魯迅批評的那樣，犯了“就詩論詩”的毛病。既不能“顧及全篇”、“顧及作者的全人”，又不能“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而在藝術上，更不能體味作家的美學追求和藝術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