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巴金筆下的人物如覺新、瑞玨、梅芬、覺慧、鳴鳳等，都銘刻著巴金思想中交織著強烈愛憎和同情的複雜因素，那麼曹禺則是按照他的理解感受，把他們的性格刻畫得更加單純，發揮了他們性格中原有的美好的品質。好像他剔除了人物性格中的複雜成分，隻從中提取他們性格中的精醇。在這樣一個性格再創造中，顯示著曹禺的現實主義發展特點。覺新是巴金著墨最多的人物，也是整個小說布局的主幹形象。但小說中的覺新是一個混雜著複雜因素的人物。雖然他心中懷著愛憎，也明白奪走梅芬和瑞玨生命的是“全個禮教、全個傳統、全個迷信”，但是，他卻失掉了反抗能力，他隻有一味地傷心痛哭，忍受著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的確具有一副“耶穌相”。他的“作揖主義”，他的逆來順受，使他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封建禮教維護者的角色。巴金對他有所批判，但又顯得同情和原宥過重。曹禺把覺新作為主要人物不是偶然的，他正是從覺新、瑞玨、梅芬的愛情悲劇中，找到了抒發愛情的詩意和悲劇的憤訴的力點。但是，作家改造了覺新性格的某些方麵，主要是懷著深切的同情突出了他善良無辜的性格。他性格軟弱，但並非使人難以原諒。他缺少反抗，但內心卻充滿對愛情和幸福的追求，並且剔除了那些令人氣憤的逆來順受的性格特征。曹禺是把他作為一個犧牲者加以刻畫的。這樣，就突出了覺新性格的悲劇性。特別是在婦女的悲劇性格塑造上，作家全力揭示了她們性格中的美好的方麵。梅芬在小說中並不占有重要地位，巴金主要描繪了她性格悒鬱的特征。而曹禺雖然也刻畫了梅芬的憂鬱，但是他更側重描寫她愛情的深沉，刻畫出她善良的同情心，特別是突出了她在愛情糾葛中對覺新的諒解和對瑞玨的撫愛。瑞玨，可以說是曹禺自己的創造，她可以列入曹禺劇作的典型畫廊之中。這個優美的形象，使我們自然把她同愫方聯係起來。她和愫方都是屬於曹禺美學理想孕育的姐妹形象。如果說巴金突現的是瑞玨命運的慘痛，而曹禺則把她作為一個充滿柔媚而真摯的愛情的詩意形象。不但寫她遭際的慘痛，而且寫她性格的優美。當我們最初接觸這個剛剛離開家的少女時，她的舉止端凝，性情溫柔。她不但有著少女的羞慚，還流露出孩提的稚氣。她那詩情的獨白，的確像湖邊小鳥的鳴聲一樣，淒迷婉轉，把一顆純潔而晶瑩的心地袒露出來。如果說愫方的性格是哀靜的，她的心猶如蒙著一層秋霧，使人猜不出她內心壓抑著多少痛苦和願望，而瑞玨的性格則是晶瑩的，她的心就像春日那樣明朗，即使懷著哀愁，也如潺潺流水那樣暢快地流瀉。她有一顆單純而童稚的心靈。如果說愫方在愛情上是愛得執著傻氣，那麼，瑞玨就是愛得純潔稚真。但她和愫方一樣，在愛情上都是忘我而無私的。她一旦把自己的愛情獻給“值得”自己愛的人，她就永遠忠誠於愛情，“愛一個人是要為他平平坦坦鋪路的，不是要成為他的累贅的”。這種平凡而美好的愛情品格，使她為著覺新的愛情痛苦而痛苦，為著梅芬的哀愁而哀愁，為著讓他們擺脫痛苦，她寧肯犧牲自己。她甚至懷著愧赧的深情對梅芬說：“梅表妹，我看你要走了，（深厚地）我真恨不得把什麼都給了你，隻要你能快活一點，他——（恧然）他也能快活一點。”這種高潔的道德情操，就使得這個平凡的女子形象顯得格外崇高了。曹禺愈是揭示這些青年男女的無辜和善良，揭示他們優美的品質，便愈是顯示著他們的悲劇性。
盡管曹禺改編的《家》是一部悲劇，但是它卻充滿著蓬勃的青春氣息、愛情的迷人芬芳和樂觀主義的情緒。這是《家》的現實主義的又一特點。有人說，看過《家》的演出“感到有些悶氣”，“有時甚至是使人透不過氣來的”。如果是導演把它處理成這樣，那就是沒有把握住《家》中溫暖的詩情和樂觀的情緒。如果是認為劇本就是這樣，那麼，這個批評就不夠全麵。曹禺筆下的悲劇人物，雖然經受著封建禮教的迫害，承受著愛情痛苦的重擔，但是，他們卻熱愛著生活，充滿著希望，躍動著青春的活力。覺新和瑞玨終於結合在一起了，他們畢竟都是善良而無辜的，生活也過得恩愛。像第二幕第一景中覺新和瑞玨圍繞著海兒的情愛絮語，透露出他們對自己締造的小生命充滿了欣喜、親熱、溫柔、誠摯的感情。特別是瑞玨那種“我一去就要親他，親了他就要抱他，抱醒了他，又不讓我放下”的無尚歡欣，細膩地揭示了她對生活的熱愛和憧憬。他們並沒有壯麗的理想，但卻有著一個普通的人起碼的生活願望。他們希望有一個“我們的家”，這個家“沒有人，沒有任何別的人”，他們向往一個有了兒孫的未來。即使在瑞玨臨死的前夕，還顯示著她對生活的樂觀，對春天的向往。覺新說“現在是冬天了”，可是她卻說：“不過冬天也有盡了的時候。”那杜鵑的啼聲，喚起她對春天的夢想和追求。在覺慧身上更體現著這種樂觀戰鬥的情緒。雖說《家》把重音放到戀愛婚姻的不幸上，但是它卻把愛情悲劇放到青年一代的反抗奮鬥的背景上。特別是覺慧和馮樂山的鬥爭，覺民和琴的愛情勝利和覺慧的出走，使全劇激揚著反抗鬥爭的青春朝氣。“我們的敵人不是一個馮樂山，而是馮樂山所代表的製度。”“大哥，我走了，生活是要自己征服的，你應該樂觀，你必須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任何事情都沒有太晚的時候，你要大膽，大膽，大膽哪！”這是覺慧的戰鬥聲音，也是作家的呼喊。正如王正指出的：“曹禺對覺慧的行為的改動和加強，正是與他在改編這個劇本時的時代精神吻合的。從覺慧身上，使我們很容易想到那些抗日戰爭時期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的青年的態度、遭遇、願望以及他們投奔解放道路的心情。”王正：《從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