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具有高度革命責任感的作家來說，恐怕再沒有比剝奪他為人民寫作的權利更為痛苦的事了。同時，也再沒有什麼事情比為人民寫出優秀的作品更使他感到幸福和歡樂。曹禺作為一個富於藝術才華的作家，自從《膽劍篇》問世之後，竟然被迫擱筆十餘年之久。這不單是作家個人的悲哀，而是時代的悲劇。當曹禺把他的新作《王昭君》呈現在祖國和人民麵前時，它不僅飽含著作家的痛苦和歡樂，而且意味著一個時代悲劇的結束。
曹禺是一位嚴肅而勤奮的作家。1962年他寫完了《膽劍篇》，就又投入了新的創作準備工作。大約1960年前後，周恩來同誌就建議曹禺根據昭君出塞的題材創作一部新的曆史劇。周總理對中國的民族問題一直十分關切，並曾作過深入而係統的研究。1957年8月，他在民族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就是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他曾以精辟的見地對王昭君作出了正確的曆史評價，認為對這一曆史人物應給予充分肯定。他希望曹禺快寫一個王昭君的新劇本。他同曹禺談話時指出：我們不要大漢族主義，不要妄自尊大；要提倡漢族婦女嫁給少數民族。周恩來同誌一向尊重作家的勞動，從來不規定作家寫什麼題材，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為作家提供創作的線索。60年代初期，曹禺開始搜集昭君出塞的曆史資料，並且到內蒙去深入生活。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他從不熟悉到比較熟悉，從沒有感情到逐漸產生創作的激情，並開始藝術構思。“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經寫出了《王昭君》的兩幕。正當作家勤奮寫作時，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接踵而來。先是鼓噪“大寫十三年”，把曆史題材劃為“禁區”，使得作家被迫擱筆，緊接著便是對革命文藝的全麵圍剿，連作家本人也遭受劫難。從此他被當做“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黑線人物”受到殘酷的鬥爭和批判。他被關進“牛棚”，一麵接受著無數次的審查提問，一麵被勒令強迫勞動。就這樣，一個著名的劇作家在中國文壇上銷聲匿跡了。而在外國報紙上，卻傳出了“中國的莎士比亞正在給劇團作看大門的工作”的消息。
每當曹禺回憶起這段遭遇時，總是無比憤慨。他說：“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做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隻要勞動，而且跟家裏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誌不清，最後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趙浩生：《曹禺從〈雷雨〉談到〈王昭君〉》。他說，在這種殘酷的折磨中，“我的精神全部崩潰了，我已經從思想上認為自己確實犯了罪。我流著眼淚對著毛主席像認罪、痛悔。我從心底裏認為我是罪孽深重，是不能被饒恕的，我的一生將就此結束，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吳祖光：《巧婦能為無米炊》，《文藝報》1979年第3期。作家受到這樣的摧殘和打擊，已經難以忍受了，而一直鼓勵著他創作、關心他的事業的夫人方瑞，又於1974年不幸去世。當時，曹禺還在接受審查，不得自由。那種淒慘的景象和陰鬱的氣氛是可以想見的。正是在那些極為艱難的日子裏，是敬愛的周總理親自過問，才把曹禺“解放”出來。
“閱盡風霜君更健，昭君今繼越王篇。”茅盾：《贈曹禺》，1979年1月28日《人民日報》。
林彪、“四人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十年浩劫終於過去了，曹禺又迎來了祖國山花爛漫的春天。盡管此刻曹禺已經進入老年，體弱多病，但是那種“枯木逢春”的心情，使他煥發起全部革命熱情投入工作之中。“四人幫”粉碎不久，他就又拿起筆來。他不能忘懷敬愛的周總理的深情厚誼，首先他以虔誠的心情寫了一首長詩悼念周總理。同時，他抱病參加批判“四人幫”的活動，滿懷信心，為迎接社會主義文藝園地的百花盛開而努力。他為再次公演《逼上梁山》而歡呼，痛斥江青自封為“京劇革命旗手”的無恥讕言，他憤怒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挺身為“廣州會議”翻案，他撰文鼓勵新人新作，熱情讚揚《丹心譜》、《於無聲處》等劇作。他說：“粉碎了‘四人幫’我心情舒暢，精神煥發，覺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機器，又可以為社會主義，為人民開轉了。”他表示：“要趕快寫”，“我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我的筆要繼續為革命衝刺，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擱筆十年的劇作家曹禺重新提筆》，1978年2月11日《中國新聞》。在他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量。曹禺原來想寫一部批判“四人幫”迫害老科學家的劇作，為此他訪問了不少老幹部。參觀了江青製造的“蝸牛事件”的展覽，參加了科學規劃會議，並且同一些科學工作者交了朋友。他構思一個老少三代科學家的家庭遭遇，甚至還寫出了一些片斷和場麵，但是由於種種緣故，這個戲沒有寫成。也許是出於對於周總理的一片深情，他覺得應該首先完成周總理生前交給他的任務，或許是出於作家對即將來臨的建國三十年的紀念，他要向黨向祖國獻上他衷心的祝願，他還是決定把《王昭君》創作出來。他不辭辛勞，遠赴新疆少數民族地區訪問調查，終於在1978年10月完成了這部劇作，刊登在同年11月號《人民文學》上。197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發行了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