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解放前，曹禺在一部未完成的劇作《三人行》中就探索用詩的語言來寫作。《家》隻在第一幕以詩的語言寫了一些片斷。《王昭君》可以說實現了作家多年來的戲劇詩的語言創造。它不同於《膽劍篇》，它完全用的是白話體。他說：“我寫《膽劍篇》，人物對話用了些文言，演出後，觀眾說聽不懂；我這才明白曆史劇人物對話還是用白話好。仔細想想，文言也不見得全能代替古人當時的講話。所以，這次寫《王昭君》，台詞就一律改用白話體了。”徐開壘：《訪曹禺》，1979年9月18日《文彙報》。它的語言藝術，除保持作家以往的個性風格外，其特點是：辭采明麗而又真淳，多用比喻而富有民族色彩，精煉含蓄而多警策妙語。無論是有韻和無韻的獨白都具有詩的情調、詩的韻味、詩的音樂性。如以其語言的色彩美和音樂美來說，既收賞心悅目之妙，又兼耳底心底旋律而有之。曹禺不愧是一位戲劇語言的巨匠。
曹禺總是不滿足於自己的舊作的，他力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新的探索新的創造。當他努力把《王昭君》寫成一部具有劇詩風格的作品，力求塑造出一個和傳統悲劇形象不同的王昭君詩意形象時，也難免帶來偏頗，似乎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了。
的確，《王昭君》是不同於一般的曆史劇創作的，也不同於《膽劍篇》。作家雖然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評價昭君出塞的事件，肯定了王昭君這樣一個曆史人物，但是，他所能依據的史實太少了。這就給作家帶來若幹困難，使他不得不更多地借助於藝術的想象，甚至從民間傳說中去吸取素材。我們認為，作家力圖把曆史的和理想的東西結合起來，而采取了一些浪漫主義的寫法。像呼韓邪單於和玉人的愛情，以及呼韓邪單於和昭君的愛情描寫都有著浪漫主義的因素。同時，作家也力求把昭君性格刻畫得更美好些，並賦予她以崇高而美好的內心世界。但是，在若幹地方，就不免離開曆史真實的基礎稍遠了些，或多或少地把昭君寫得理想化了。作家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來塑造曆史人物的，但是，不應當脫離曆史的真實。像王昭君出塞後所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以及關於她和呼韓邪單於的愛情波折，都缺少某種曆史的真實感，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關於後半部匈奴龍廷上的政治鬥爭的描寫，是描繪得頗有聲色的，使一些人物性格突現出來，但總給人以鬆散之感。這主要是因為王昭君的性格失去了發展勢頭，作家沒有緊緊環繞著昭君的命運設計出為性格所必需的戲劇情節。作家也許企圖透過那些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來擴大昭君出塞事件的意義，而沒有想到昭君形象一旦遊離於鬥爭旋渦之外，就使主要人物的命運同典型環境脫節了，使昭君性格減卻了富於真實血肉的生命力。在我們看來，無論是曆史劇抑或其他劇作，如果不是從塑造人物性格出發，而是從理性上急於擴展事件的政治含義，總是會損害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生動性和完整性的。所得的效果反而同主觀願望相違背。《王昭君》也多少有著這方麵的缺欠。
如果我們隻是把《王昭君》作為文學劇本加以閱讀和欣賞時，我們獲得的藝術印象是相當美好的。但作為一個演出本，似乎嫌太長了，而有些地方表演起來，顯得不夠自然諧調。如玉人忽然活動起來，還有那些武打的場麵，或有損於舞台的真實感，或有損於全劇的詩意風格。我們期待著作家把《王昭君》修改得更好一些，使一個象征民族團結的昭君形象樹立起來流傳下去，鼓舞著各族人民為民族團結的大業而獻身。
曹禺晚年悲劇性的探知
大概是1998年，第二屆華文戲劇節，新加坡的劇作家郭寶昆先生與我討論曹禺晚年的問題，他說，為什麼曹禺在新中國成立後沒有寫出好的作品？我們談了很多。對於這樣一個問題，內地的學者也有不少的解讀。主要圍繞著這樣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認為他千古文章未盡才，把天才的淪落歸結為“社會”等等。的確，曹禺在新中國成立後所寫的《明朗的天》、《膽劍篇》和《王昭君》較之他解放前的作品未免有些遜色。但是，如何認識這樣一個現象？二是與此相聯係的曹禺晚年的苦悶，他悔恨他一生寫得太少太少了。他厭惡他的生活，日複一日地生活在“忙碌”之中，看戲，開會，稿約，外事活動，朋友的以及並非朋友的種種訪問和接待；他很想接受他的老朋友巴金的勸告：“把你心靈中的寶貝拿出來！”但是，經過他的種種努力而不能，是想寫而寫不出的苦悶；是想擺脫厭倦的生活而擺不脫的苦悶；是眼看著創作的生命即將失去而不可追回的痛苦，而這一切又伴隨著晚年疾病的困擾。自從1988年因病住院，直到去世，基本上沒有離開醫院，一住就是八年。這一切對於曹禺來說，就更為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