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背插小旗，做官兵打扮的驛使飛馳到莊門的時候，輪值守備的守門官遠遠看到之後就吹響了口中的哨子，接著旗樓上的守備揮動旗幟，然後一隊守門士兵奮力推開大門，留下一條可以供戰馬疾馳而入的通道。
等飛馳的戰馬進入莊園大門，在空地上打著轉停下來之後，守門的兵丁們又是在號子聲中把大門給推上了。
前一陣子大門正常還是打開的，出去放牧，買賣牧畜，買糧賣糧，倒騰莊內多餘的物資，或是接收新來的佃戶，莊門大開，顯露實力之餘，在莊門處玩耍的孩子們可以減低新來者的戒備心理，也使不少對浮山屯莊有戒備心理和敵意的人乍看之下就產生好感。
自從李青山起兵之後，這種和睦大方的場景就不複存在了。
現在李青山就屯兵在陽穀一帶，步兵有小兩萬，騎兵四千餘，兩萬多人的兵馬，號稱十萬大軍，正對著東昌這邊虎視眈眈。
以崇禎十一年以前來說，東昌府和濟南府，加一個兗州府都是山東富裕的地方，濟南是省城，東昌有府城和一個臨清，兗州是有濟寧和東平州兩大漕運和商業中心，濟寧之富，在這個時代是後世難以想象的，不僅是商業中心，還是山東唯一能種棉花的地方，在宋朝中國才開始推廣棉花，明初到明初中葉還隻是推廣的過程，濟寧光是一個產棉區就夠了。
兗州隻有水泊梁山和靠近沂蒙山區的地方是較為窮困，崇禎十二年時魯西南地方有大旱，餓死無數百姓，赫赫有名的人相食歌就是路過當地的文人編寫出來紀述當時慘狀的歌謠。
十一年後，東昌府因為被清兵禍害的地方很多，不少地方凋敝的厲害，浮山屯田因此趁虛而入，到現在十三年初的時候，臨清等城市已經大體恢複了事變之前一半左右的繁華程度，而民間生產卻遲遲沒有恢複，隻有幾十個浮山莊園展露出了勃勃生機，也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新佃客加入其中。
按照營務處和財稅、屯田各處的預估，到崇禎十五年左右，再經過兩三年的發展，擁有獨立衛生、教育、防衛等先進因素的農莊在東昌等地會有井噴式的發展，可能到那時，除了少數自耕農不會加入軍屯之外，大半的東昌府原佃農可能都會選擇進入軍屯裏生產和生活。
而到那個時候，東昌府原本的田主是否還能找到人來種地就很成疑問，除非他們也按照浮山軍屯的標準來收租，並且對佃農提供教育和醫療衛生的保障……顯然前者還有可能，後者是完全的不可能。
兩邊是在不對稱的條件下竟爭，這也導致了普通的田主也好，世家大族也罷，麵對浮山軍屯係統竟爭時毫無反抗的餘力，佃戶大量退租，逃佃，甚至背井離鄉，寧願遷居百裏以上去參加浮山軍屯……這樣做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這種通信和交通都不發達的年代，醫療衛生也不達標的時代，遷居可能會有種種未知的危險，一場瘟疫可能會毀滅一個龐大的家族……就算如此，佃戶們還是選擇了遷移，這說明了兩點：浮山軍屯的優裕生活的吸引力，還有原本田主的殘暴和苛刻的待遇已經使佃農們忍無可忍。
按張守仁的話來說，軍屯莊園係統其實是一次革命！它的意義十分深遠，不光是先期的收留河南難民和解決軍隊糧食問題的應急措施，從現在看來，所謀者大，完全就是對大明現有農村階層的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從上次登州事變來看，對農莊持有敵意的不光是田主和士紳，宗族勢力也是對農莊虎視眈眈。以簡單的推理來說，越是豎敵越多，就說明用處越大，而敵人越痛恨的，自然也就是越發要堅持下來。
簡單來說，農莊裏不分地域與宗族，沒有士紳說話的份，也不接受田主的剝削，短期看是桃花源式的地方，雖然這個桃花源也要交稅，但相對於外邊暴風來臨般的末世景像，這農莊內部已經有足夠多的理由吸引更多的人投奔其中，並且紮根於其中了。
敵人虎視眈眈，距離很近，昌字第六莊成為臨時的指揮中心，距離敵人主力又近，從半個月前開始白天也進入三級戒備，距離全軍備戰的第四級紅色戒備不過隻差一級而已了。
看到信使前來，第六莊莊主，屯田官，民政官，衛隊隊官都是一起迎了出來，但他們都沒有迎上前去，迎接過往驛傳，處理公文，歸檔建檔，這是副莊主的事情。哪怕是聞訊趕出來的文登參將朱王禮和東昌各處的主辦也是如此。
所有人都看到了公文的玄色套邊，這也代表公文密級和遞送速度的最高等級，等副莊主打開閱看之後，便是將公文重新密封起來，看著朱王禮，他用無比鄭重的神色緩緩說道：“參將大人，奉最高密級命令，漢道昌計劃，從接到命令的這一刻起，奉命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