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原隻將葉挽當作侍衛之選看待，但是看葉挽玩起詩詞來一套一套的，絲毫不比他和王爺差，確實是意外之喜！
當下奪嫡之爭是主要矛盾，上位才是根本利益，高拱對於為裕王府擇才絕無私心。他整天想的是增強裕王府的綜合實力，好與景王一較長短。
不過眼前的小年輕是騾子是馬，是否夠格成為裕王潛邸人才，還得拉出來溜一溜，起碼經得起他們的考核。於是高拱對朱載垕再三示意，大概意思是可以開始了。
然後像眾多老土的劇情一樣，朱載垕問了一個既宏觀又空洞卻事關大局的問題：
“葉卿——當今王事拮據，你可有良策？”
財政問題是嘉靖朝的爛瘡，朱載垕一語便及未來皇帝該管的大事，葉挽聞言則喜。這幾等於裕王府班子考核，王爺所提問題的規格，意味著他未來發展可能到達的高度，當然前提是葉挽可以簡在帝心，並勝任職責。
認真回想明朝弊病，以及高拱心頭所好，葉挽手撫琴案起身道：“欲解王事拮據，學生思之，唯有求諸土地與商賈，先從地權一事入手，攤徭役入田畝，以戶丁田額之數定量征收。”
在稅賦方麵，古代以戶為最小課征單位，以裏甲為最小課征編製單位。明朝中後期由於官紳與大戶名下虛寄田畝，集中和兼並了大量土地，憑其特權這些田畝免征稅賦。
嘉靖年間就是因為大量人身依附和土地兼並，再加上各色徭役苛重，大量農民逃離或遷徙原住地，裏甲手中的戶丁、田額數量多有虛額，造成國庫銀源日漸貧瘠，王事拮據的局麵。
按理講，葉挽所言正是後期高拱與張居正改革的大方向，不料高拱聽了葉挽的話，卻顯得有些失望，歎道：“天順年間‘十段錦法’，成化年間‘均平銀’法，弘治年間‘綱銀法’，世宗皇帝嘉靖九年‘一條鞭法’，莫不是徭役折銀向田畝歸攏，一並課取，然至今未見成效！”
“高大人所言有理，為何不見成效，皆因地權集中，官紳勳戚仗著朝廷嗬護，私占公益，故而欲豐銀庫，必先丈量土地。”換句話講，就是要逼著官紳勳戚把吃到嘴裏的吐出來。
高拱聽到葉挽所言及於問題關鍵，心中大是滿意，微不可察地對著裕王點了點頭，然後問：“求諸商賈作何解？”
葉挽對道：“集合民間越洋貿易，重走三保路！”
靠著海上貿易，未來大海賊鄭芝龍養活了一支龐大的水軍，鄭成功養活了一個國家，並有財力滿足連番作戰的需求。明朝搞海禁，規定片瓦不得入海，焚燒雙桅帆以上船隻。這是饑漢子砸米缸——自己不重視開拓財源、不重視國際貿易渠道的巨大攢財作用。
聞聽此言，朱載垕與高拱都大為震動，若說前番徭賦均平的思想，裕王府智囊早有探討，這開海禁、行官貿，重開成祖年間三保太監曾行海路，均未思及，因而不啻於一記重錘結結實實砸在他們的心上。
朱載垕對猶侍立一旁的耿如霜揮揮手，讓她先行退下。
如霜姑娘正聽到妙處，不料王爺揮退，隻得退下。試問她哪敢不允，官妓是婢仆一級的小人物，小人物知道得越多，越是對安全不利。於是，她識趣又異彩漣漣地看了身旁的葉公子一眼，匆匆退避。
高拱看耿如霜走後，歎道：“朝廷自朱紈起嚴執海禁，蓋因倭賊標立旗幟，與岸上大明奸民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危及國家安全，此國之大事，怎可為商賈小利而惘視大害於不顧。”
高拱的話代表了明朝官宦典型的論調，屁民事小，不討海還可以去經營農業嘛，邊患才是關乎社稷安危一大問題。特別是漢奸與倭奴勾結，最是讓士大夫忌諱了。
從本質上講，明朝時國際社會風起雲湧，外部世界從政治上、經濟上和科技上逐漸開始向這個泱泱大國發起了挑戰，但是明朝的統治者麵對挑戰，紛紛采取一種消極的回應態度。
這是有原因的，朱家先人是從安徽鳳陽種著田、放著牛，經過反複廝殺，然後衝到北京城金鑾殿任職的，對海洋非常的不熟悉，甚至帶有厭倦的情緒。
這種情緒充分表現在終明一代曆朝皇帝海洋政策的自相矛盾上，洪武年間海禁嚴厲，永樂、宣德、正德年間，海禁稍弛，永樂甚至創造了一個七下西洋的海洋探險奇跡，到了嘉靖年間，又厲行海禁，其嚴厲程度超過以前任何一個皇帝。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下，高拱的不認可是有道理的。
葉挽聽了卻大為不滿：“高大人此言有差，海禁殃及民生，閩浙粵魯多省海洋漁販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民貧盜起，此為蕭牆之禍；倭奴酰足破刀，此為體膚小蘚。怎可以小蘚之恙，起蕭牆之禍。”
“倭寇之禍，牽係我大明浙蘇閩粵四省兵力與財政，浙閩兩省縣郡失守，黎民遭劫，怎是小蘚之恙？”
“倭奴不過東方一戰亂小國遊賊，敢掠奪沿海，隻因我大明海疆水軍蠃弱，以譚綸、戚繼光、俞大猷諸位大人之能，利用重練之新軍，終有捷報相傳！”
抗倭雖然因浙江大勝有了轉機，但是十幾年把明朝累得夠嗆，葉挽是說得痛快，但是無論如何高拱無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