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經濟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孔子和孟子那裏，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那裏，但是經濟學卻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算起，也不過200多年的曆史。道理非常簡單，現代經濟學產生的前提必須是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因為，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裏，交易活動是偶然發生的，分工水平是很低下的，“男耕女織”一句話說明了社會一、二、三產業的分工情況，大量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在那個時代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與中醫和西醫的分別發展的情況不一樣，經濟學在中國，由於市場經濟發育的滯後，研究對象的不成熟，中國經濟學產生的土壤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落後的，其理論創新曆來是不足的。但是，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麵，由於中國的經濟體製從原來的計劃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過渡，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麵，中國經濟在這近三十年的時間裏獲得前所未有的增長，其經濟發展的成就令世人矚目。因此，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經濟學迎來了曆史性的發展機遇。中國即將成為21世紀的世界經濟大國，她正在經曆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製度變遷，這為廣大經濟學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社會科學實驗場。中國在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大量新問題，這又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複旦大學經濟學院作為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的中堅力量，肩負著振興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的雙重使命，我們既麵臨著挑戰，又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經濟全球化大勢所趨，國內外學術交流日益密切，國內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也在逐步與國際接軌，可謂適逢“天時”；依托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良好環境，為上海重建國際經濟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可謂盡占“地利”；在國家教育部和市政府的重點投資支持下，複旦人團結奮進，力爭將複旦大學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可謂獨具“人和”。在此高歌猛進的時代，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攬“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必將大有作為。
今天呈現在大家麵前的這一套叢書是“十五”期間教育部“211”重點學科建設項目“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理論的創新”的成果，是複旦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們秉承“旦複旦兮，經世濟民”的精神，在新的曆史時期繼續前輩卓越的學術傳統，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上下求索，為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鞠躬盡瘁的結晶。叢書涉及複旦大學所擁有的四大教育部重點學科：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金融學、產業經濟學，以及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西方經濟學。
徐為民的《———大轉折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是作者多年來關於政治經濟學和企業經濟學進行教學和研究的成果，以資源配置過程為重點，通過對消費、生產及分配諸環節的互動研究，揭示權利關係形成的原因及其演變軌跡，並對權利不對稱下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作了對策性的思考。
“沒有一個時期的經濟像今天這麼蓬勃發展，也沒有一個時期的社會像今天那麼充滿矛盾和衝突。”中國經濟改革的持續深化，不斷地將市場經濟所固有的以及我國社會所特有的利益關係和矛盾暴露出來。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都是要研究資源的配置過程的，不過前者主要是從資源配置如何滿足市場需要的角度來研究的，而後者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所發生的利益關係或權利關係。徐為民的這部著作回答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發展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所麵對和所要解決的問題類型有：人們經濟利益的分化與經濟製度及增長模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發展趨向及利弊得失，對於相關問的處理原則和方法，等等。汪立鑫的《經濟製度變遷的政治經濟學》也同樣力圖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解釋中國經濟的製度變遷過程及其成效。
華民、韋森、張宇燕和文貫中四位經濟學家合寫的論文集《製度變遷與長期經濟發展》從製度變遷與長期經濟增長的相互關係的研究視角，比較近代中國和西歐社會動態演化的曆史軌跡。如華民的“‘馬爾薩斯製約’與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對世界經濟發展的重新認識”從人類的基本經濟學問題出發探討了最近1000年中，西方國家的興起與東方國家相對衰落的原因。韋森的“斯密動力與布羅代爾鍾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興起和晚清帝國相對停滯之曆史原因的一個可能的新視角”運用“斯密動力”和“布羅代爾鍾罩”這兩個概念，從曆史比較製度分析的視角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以及晚清帝國的衰落的原因提供一些新的解釋。同樣地，文貫中的“中國自陷於農本社會怪圈的經濟地理學析解”，張宇燕等的“海外白銀、初始製度條件與東方世界的停滯———關於晚明中國何以‘錯過’經濟起飛曆史機遇的猜想”以及其他幾位作者的文章都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和解釋了中外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某些特殊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