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在西方國家中，公民社會不僅是對國家主義的回應，更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變、對工業主義、商業主義以及消費主義所造成的後果的回應。二戰以後，西方社會出現了一個長達幾十年的經濟持續增長的繁榮期，逐漸邁向了後福特主義時代。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工人階級數量急劇下降，一個以服務業和知識業從業人員為主體的新“中間階級”形成。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了西方的社會價值觀由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的轉型，更多的人更加關注生活質量而非傳統的安全和財富，一種所謂的“生活政治”悄然興起。另外，工業主義的發展所促成的商業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繁榮，使傳統的私人領域日益受到控製和操縱，個人自主性下降，普遍的要求個人自由的呼聲再次在西方社會升起。由新中間階級為主體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運動（“新社會運動”）無疑也是公民社會運動的一種類型。甚至，與對國家主義的反對一起，它們體現了西方公民社會當代複興的更為深層次的涵義，即公民社會的複興是對現代性危機的一種應對。
但正如鄧正來等學者所揭示的，對國家主義的回應仍然是公民社會當代複興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我們的考察從對西方社會對國家主義的批判開始，經由對新社會運動興起之於公民社會複興意義的探討，最後回到對非西方社會反抗國家主義的批判性考察。之前，我們將國家主義定義為一個等同於“國家幹預主義”的概念，它是一個與自由放任主義相對應的概念，區別於黑格爾視國家為“絕對精神”體現的“理想國家主義”。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大體上應如洛克和斯密所倡導的，國家來自於社會，國家的職能應限於維護社會秩序，而社會擁有自主的經濟和社會權利。與此相對應，國家幹預甚至侵吞社會領域、造成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緊張關係的行為便被視作“國家主義”，它可以表現為西方式的福利體製，也可以表現為蘇東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威權主義等多種形式。
戰後西方對國家主義的批判始自著名的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早在1944年，他就寫作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當時“計劃經濟”思潮在西方呈現燎原之勢，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在歐洲初露端倪，這使哈耶克看到“文明”受到不可輕視的力量的威脅，而危險不純粹在於某個政黨取得勝利，而在於一種觀念的勝利。懷著這種深刻的憂患意識，哈耶克開始關注歐洲政治現實，尋找打退極權觀念、培植自由理念的途徑。這一時期，不乏知名人士響應哈耶克，比如美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米爾頓·弗裏德曼。但由於戰後重建的需要，西歐和北歐國家選擇了福利主義國家體製，而東歐國家在蘇聯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極權主義的道路，哈耶克等人所倡導的新保守主義得不到伸張。直到7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福利體製的弊病顯露，人們開始置疑國家幹預的合理性，以70年代末英國保守黨東山再起、80年代美國裏根政府上台和科爾主政西德為標誌，新自由主義才取得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
新自由主義的顯著特征在於它堅持認為，“經濟”作為生產、交換以及消費等內在相關行為的一個整體，具有其自身內在的動力及自治的規則，因此，經濟領域應該是獨立於政治領域的一種私人自治領域；“政治、權力或執政者是實現人權保障的手段，他們的存在被認為隻以滿足目的為限”，政治應以服務於公民社會的發展為要義。很顯然，新自由主義旨在複歸洛克和斯密的公民社會傳統，以對經濟與政治相分離的強調來維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分野。為實現此目的，新自由主義還發展了一係列的支撐理論，比如“國家無能論”或“國家失敗論”、“公共選擇理論”、“尋租理論”以及“新製度經濟學”等等。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福利國家麵臨著更大的壓力，這助長了主張國家對於經濟社會放權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他們不但強調全球化改變了福利國家生存的外部環境，造成了對民族國家主權的侵蝕，而且強調那種在主權國家內部平衡貧富的社會契約形式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威脅，國家賴以調整經濟、幹預社會分配的能力也隨之被削弱。在另一方麵，他們尤其突出在全球化中成長起來的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認為跨國公司、特殊利益集團、政府間組織、非政府間組織、市民社會這五顆新星正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