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議已定，三人立刻召集各船火長，詢問各船兄弟意願。三家此時雖然有心將最多的海盜幫眾攬到自己麾下，因為畢竟今時不同往日，現在三家總共才僅有四十隻船，多一條船便多一份實力，三人又不便公開拉攏各船，或者強迫海盜船跟隨自己，因此罕見地形成了一次在海盜中的“民意調查”。
各船班底基本常年固定，所以各船海盜基本也是同氣連枝，並且這四十隻船都是從戰火中拚殺出來的沙船，實力相當，所以此時火長們的意向便能決定三人此後的起家實力。
最終，李光頭畢竟比陳四、汪直這兩名後起之秀的家底厚，有十五艘船願意跟隨，而在這次突圍中功勞最大的汪直居然令人驚異地隻獲得了十一隻船，而且基本上就是在北港之戰時被其留在海上的心腹，至於陳四則有十四條船歸順，由此可見，他為許棟報仇這一點還是在海盜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商議已定，三人便就此分手，各尋火長，確定航向，破浪而去。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此時三人手下隻有十餘艘船，但基本上都是戰船，而在雙嶼港之戰期間還有大量外派經商船隊，並且許棟與李光頭手下都各有兩家船行，許棟的一家在舟山瀝港，一家在東蕃雞籠，而李光頭的兩家一家在浯嶼，一家在澳門，這四處均是海商海盜聚集地，也是海上走私的貿易中心。
當時明朝的海上私人貿易基本上是明令禁止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而且在洪武年頒布的《大明律》中也明確規定：“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匹絹、絲錦私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馱載之人，減一等。物貨船車，並入官，於內以十分為率，三分付告人充賞，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隻杖一百，軍兵又減一等。”“糾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番貨到來，私買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具發邊衛充軍，番貨幷入官。”雖然在後鄭和時代海禁有所放鬆，但到嘉靖時期海禁卻又達到頂峰，嘉靖十二年九月規定“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自後沿海軍民私與賦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此外，嘉靖二十九年頒布《嘉靖問刑條例》，有詳細的禁止下海的種種規定。直到隆慶開關（嘉靖他兒子）合法的海上貿易主要是以朝貢貿易、市舶司以及勘合製度來維係的，這種官方貿易完全不能滿足大量海商的需求，中國海商需要外國貨物而外國更想通過中國貨物賺取利潤，於是海上走私貿易便開始愈演愈烈，並且這種走私貿易並非隻是海商的個人或群體行為，在走私貿易中還需要大量的陸商進行“銷贓”，這些陸商叫做“窩主”，而且這些窩主們基本上都大有來頭，非富即貴，大部分是官宦之家，比如餘姚謝氏家族，便是大窩主之一，當初雙嶼港上許李二家談判也有謝家一個席位，餘姚謝家祖上為謝遷，謝遷是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狀元，曆修撰、左庶子，弘治八年入內閣參與機務，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乃四朝元老，其二兒子謝丕，中弘治十八年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到嘉靖年間，謝家六子皆在朝為官，可謂隻手遮天。這些窩主們長期掩護走私海商，並且當地官員也免不了得到海商們的孝敬，因而都對海上走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就使得各家船行有了生存的空間，到了明末鄭芝龍時期更是發展到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