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樹人大學 關劍平
一、茶道在日本文化中的定位
日本茶道不過四百多年的曆史，作為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看似平常，推敲起來卻可以從貌似平常之中看出深深紮根於日本文化的各種文化要素。岡倉天心最早注意到茶道的文化意蘊，1906年，他在《茶之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茶始於藥用，之後成為飲料。在中國，八世紀時成為洗練的娛樂之一，進入詩的世界。到了十五世紀，茶道在日本被提升為審美主義宗教。茶道是紮根於繁蕪日常生活事項中的崇拜美的儀式。
即認為茶道是對於生活美的儀式化，並且上升到了宗教的層麵。
之後對於日本茶道作了更加完整而深入的哲學思考的是由西田幾多郎開創的京都學派最重要的學者久鬆真一。1952年5月，久鬆真一在京都大學心茶會創立十周年紀念講演會上作了講演，根據講演紀錄整理而成的就是《日本的文化使命與茶道》。
久鬆真一從日本文化應該對於世界文化有所貢獻的基本認識出發，認為茶道應該發揮其作用，在尖銳批評現代茶道界已經忘記了自己的使命的同時，明確指出“茶道是日本特有的一個綜合文化體係”，既有藝術的側麵，也有道德的側麵。如果從日本文化遺產中除去茶道文化，日本特有文化遺產就失去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完全消失。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綜合文化體係的認識在當今日本具有比較高的認同。對於茶道如此高度的評價，與寄予茶道在日本文化中的期望是相輔相成的。反過來，也說明日本茶道是審視日本文化的最理想的視角。本文以茶道與佛教的關係為切入點，擬通過分析茶道形成中佛教介入的過程，以探討佛教成為茶道基本思想的社會與文化原因。作為一個具體文化事項在文化大背景下獨立發展的個案，從茶道的角度可以窺見日本文化的整體風貌。中國古代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母體，前麵提到的岡倉天心在闡述日本茶道時也提及中國茶；現在中國茶文化又在日本茶道的基礎上嚐試複興。就像日本茶道在發展中強調“融合漢和”一樣，中國在茶文化建設中對於日本茶道的認識同樣不可或缺。
二、佛教影響茶道的曆史必然性
日本文化史學者村井康彥在總結日本文化時提出了雅與俗這一對概念，而雅文化在古代是都市文化，而都市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市中山居”，即中國的所謂“大隱隱於市”，茶室也就成為遁世脫俗的空間，這也成為茶道興盛的機緣之一。從茶會記可以看出，日本戰國時期形成了“數寄”與“振舞”，前者是人對物，後者是人對人，進而又分別派生了“侘”和“一期一會”的審美觀和哲學思想。但是侘並沒有局限在審美意識的層麵，就像凡事謹慎克製的心態那樣，把一切都倫理化就是茶道的特質。而一期一會的宗教性、精神性也同樣不局限於茶道，可以說是整個日本文化的特質。
這個宗教就是佛教，最經典的總結就是“禪茶一味”，整個東亞都奉之為圭臬。對於日本茶道來說，以佛教為根本既有文化上的必然性，也有特定時代的曆史偶然性。
由於佛教在日本具有國教的地位，僧侶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識階層，而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僧侶所傳播的中國文化自然而然靠近佛教。就拿發生在平安時代（781—1184年）的首次茶文化傳播來說，著名的留學僧永忠、空海、最澄等都有關於茶的事跡傳世，日本正史最早的飲茶史料就是《日本後紀》中的大僧都永忠向嵯峨天皇獻茶，事在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傳播到日本的唐朝茶道在日本形成了盛極一時的“弘仁茶風”，可是之後的三百年中隻有在季禦讀經中行茶的零星記載。“所謂季禦讀經是指春秋季在大內講讀大般若經。行茶是向僧侶供茶。中宮、東宮相同。”因此而被稱為是茶文化沉寂的三百年。
到了鐮倉時代（1185—1333年），日本再次傳播中國茶文化的使命仍然落在了僧侶的肩上。榮西兩次渡宋，最終帶回日本的不僅有茶葉、茶具等“硬件”，還有製茶技術、飲茶禮儀等“軟件”，再以其權威性鼓吹飲茶有益於養生，撰寫了《吃茶養生記》。與永忠向天皇獻茶不同的是，榮西獻茶於將軍，反映了日本世俗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首先接受宋代茶文化的主流階層。於是宋代茶文化成為日本茶道的出發點。在之後的約二百五十年裏，日本從模仿到創造，有意無意地對宋代茶文化作了最大程度的改造。
鐮倉時代的飲茶以寺院為中心，以藥用療效為賣點展開，為日本茶文化譜寫了佛教的基調。14世紀到15世紀前半，作為嗜好飲料的飲茶習俗形成了。在南北朝的動亂中興起的武士階層，特別喜歡新奇、奢侈的東西，這種觀念同樣也應用於茶會。在14世紀末的著述《吃茶往來》中就有這樣的茶會的記載，特點就是豪華、熱鬧，最後酒足飯飽，大醉而歸。鬥茶的遊藝也流行開來。在鬥茶中往往有非常豐厚的獎品，因此鬥茶也就成了爭奇鬥勝的賭博。總之，娛樂性得到充分的重視與發揮，而佛教的成分卻越來越少。
室町幕府的將軍既是武家文化的締造者，也是公家文化的新繼承人。他們收集了大量從中國進口的工藝美術品——唐物，並且融合進茶道，書院茶道此時應運而生。書院茶道在書院式建築裏舉行，主客席地端坐，主人莊重地為客人點茶，一掃南北朝時茶會的喧囂。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專家，成為將軍、大名的藝術侍從，能阿彌、藝阿彌、相阿彌是他們的代表，從名稱上也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
從日本茶文化通史的角度看，這些時代的飲茶的主流是對於中國唐宋茶文化的模仿，以及在時代的經濟、文化大背景之下的調整與改造。中國的飲茶屬於全社會，而日本由於傳播者，首先屬於僧侶，然後屬於朝廷（公家）或獨攬朝政的將軍（武家）。改造的結果，與引進的中國寺院茶禮相比，佛教嚴肅的要素減少了，而世俗娛樂的色彩增強了。這背後還是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世俗化也是日本佛教的一大特征。阪本太郎在分析日本早期的佛教時指出：“佛教是聖德太子文化立國的基礎，在這個時代，佛教並不僅僅是作為信仰的宗教，而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廣泛的文化體係。佛教的興起，也就是整個文化事業的繁榮，尤其藝術的發展最為顯著。”茶道就是藝術，再具體一點說是生活藝術，也就至少在理論上意味著與佛教保持著最緊密的關係。其實佛教與日本文化的這種關係至少保持到了明治時代排佛。在曆史上，像鐮倉、室町幕府的武士們一旦要回歸文化，最終的結果就是回歸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