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對福王朱常洵的沮喪則是因為恨鐵不成鋼，想當初，福王朱常洵就國，鄭貴妃提出五條苛刻的條件：第一，莊田四萬頃減半，仍須兩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的良田湊足。
第二，籍沒張居正的財業，尚存官的撥歸福府。
第三，從揚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種雜稅撥歸福府。
第四，四川鹽井的一部分收益劃歸福府。
第五，請淮鹽一千三百引。
在這裏就不得不說說這五項條件的危害，後世評論中，最後一項危害最大，因為它應已經影響國計民生、及於邊防軍餉，後果異常嚴重。明朝的鹽法是如此：沿海產鹽人家稱為“灶戶”，政府自灶戶收買的鹽稱為官鹽。招商運銷有特定的地界和數目，這類商人稱為“引商”，運銷的地界稱為“引界”。“引”有好幾種意思，可以解釋為“運銷官鹽的許可證”，亦可以解釋為“鹽的重量計算單位”。鹽的收買方法是：各鹽場定出每年生產的數目，由公家收買，稱為“正鹽”，支給工本。正鹽每引四百斤，支給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後，改米給鈔，兩淮兩浙每引兩千五百文錢，其餘各處兩千。
官鹽的運銷，招商承辦，以引為單位，每引納米若幹，收米入倉後，發給鹽引，注明數量、取鹽地點、運銷區域。販賣完畢，五日內應將鹽引繳銷，以防一引兩用。
在正鹽中又分“官鹽”與“客鹽”兩種：運至官倉，以供政府正用的，稱為官鹽；由引商憑引支取，合法運銷的，稱為客鹽。此外便都是私鹽。客商販鹽，鹽不離引；否則亦作私鹽論，處罰甚重，販賣者處絞刑，買私鹽食用的，罪減一等，也要充軍。
明初定製，以鹽課收入充當邊境軍餉及水旱饑饉救災之用；情況與需求常有變動，因而有“開中”及“計口配鹽”兩種方法。福王得淮鹽一千三百引，以致邊餉不足，就因為與“開中法”發生了嚴重抵觸的緣故。他所得的鹽引，自然照官鹽算，每引四百斤，合計便有五十二萬斤，而事實上遠不止此數。
明朝產鹽的主要地區有六，運銷的地區有明確的規定，洛陽一帶行銷河東即山西的解鹽。而福王的鹽是兩淮的鹽，因為淮鹽品質最好，鹽價較貴。福王把淮鹽運了來，在洛陽開鹽店，為了讓老百姓隻買他的鹽，奏準洛陽改食淮鹽，而淮鹽隻有“福記”的鹽店才有。這一來解鹽就少了個大市場。
既無銷路，商人自然不買解鹽，邊餉隨之支絀。於是戶部和兵部奏請將福王府的鹽改由河東支給，希望打開解鹽滯銷的局麵，同時請求福王府不可與民爭利。所得到的結果，依然隻有兩個字：不報。
我們再來看看第一項關於莊田的這條，所謂莊田原就是明朝的一項秕政，到了神宗手裏，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的莊田，雖經群臣力爭，減半兩萬頃，仍舊是個破天荒的巨數。
因為河南的良田不足兩萬頃，在山東、湖北另外再找田補充，這下又給那兩省的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福王府的“伴讀”、“承奉”等官，驛騎四出，所至騷動。照會典所載，王府的賜田仍由原來的佃戶耕種，每畝征銀三分，作為租稅，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稅”之製，曆代奉行不改。而福王要自己管業，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劃界，借故斷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墳墓，借以敲詐勒索，地方官紛紛奏陳，一概不得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