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攽、劉奉世、洪適、洪邁、婁機、吳曾、王應麟之徒，雖能考證叢殘，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屬文者便於荒陋，反以疏證為支離，此文辭所以日趨浮偽也。雖然，既已謂之文辭，則書誌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繁碎，疏證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冗雜。故書誌之要，必在訓辭翔雅，若《漢誌》、《隋誌》、《通典》之文則得矣。宋、元、明《誌》、《通考》、《續通考》輩，非其任也。疏證之要，必在條理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黃以周之文，則得矣。餘蕭客、王昶、洪亮吉輩，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書誌，學說科之疏證，施之於一切文辭，除小說外，凡敘事者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若雲“血流標杵”，或雲“積幹曳甲與熊耳山齊”，其文雖工，而為偭規改錯矣。凡議論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雲“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或雲“足曆王庭，垂餌虎口”，其文雖工，而為雕刻曼辭矣。乃若疊韻雙聲，連字連義，用為形容者，惟於韻文為宜。無韻之文，亦非所適。所以者何？韻文以聲調節奏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無韻之文便與此異。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為合格，其他諸篇，儻見則可，過多則不適矣。
相如、子雲湛深於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屬，用此亦多，後人當師其奇字，不當師其形容語也。乃如舉地稱官，皆從時製，雖當異族秉政，而亦無可詭更，所謂“名從主人”也。近世為文例者，隻以此為金石刻畫之程式，其實雜文亦爾。特曆史、公牘諸科，需此尤切耳。夫解文者，以典章學說之法，施之曆史、公牘，複以施之雜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說之法施之雜文，複以施之曆史、公牘，此所以骫骳不妥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辭體裁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今乃欲以書誌、疏證之法施之於文辭，不自相刺繆耶？”答曰：“前者所說，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說，以雅俗言也。工拙係乎才調，雅俗者存乎軌則。軌則之不知，雖有才調而無足貴，是故俗而工者，毋寧雅而拙也。雅有消極、積極之分。消極之雅，清而無物，歐、曾、方、姚之文是也。積極之雅，閎而能肆，揚、班、張、韓之文是也。雖然，俗而工者，毋寧雅而拙，故方、姚之才雖駑，猶足以傲今人也。吾觀日本之論文者，多以興會神味為主，曾不論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臘，以美之一字橫梗結噎於胸中，故其說若是耶？彼論歐洲之文，則自可耳，而複持此以論漢文。吾漢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則未知漢文之所以為漢文也。
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唐以後之書耳。魏晉、盛唐之遺文，已多廢閣，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雖或略觀大意，訓詁文義，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學耳。夫中唐文人，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為勝。自宋以後，文學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較綜合以為文章之極致，是烏足以為法乎？”或曰：“子之持論，似明世七子所言，專以唐為封域，而蔑視宋後諸公，寧非一偏之論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為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謂不辨雅俗，則工拙可以不論。前者已雲：‘以便俗致用為要者，公牘是也。’彼公牘者，複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格。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為雅矣。《漢書·藝文誌》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勿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為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為雅。或用軍門、觀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或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以代本義，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其餘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龍筋鳳髓之書，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瀆萬端。此弊不除，此公牘所以不雅也。
公牘之文，與所謂高文典冊者，其積極之雅不同，其消極之雅則一，要在質直而已，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即無雅之可言乎？非獨公牘然也，小說之文，與他文稍異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記·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而漢《藝文誌》之稱小說，則雲‘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是所謂詢於芻蕘者也，故如邯鄲淳之《笑林》、劉義慶之《世說》，多當時實事也。其有意構造者，則如《漢誌》所載小說諸家，多兼黃老，而其後亦兼鬼神，若《搜神記》、《幽明錄》者，非小說之正宗矣。然猶不以譎怪恢奇相尚，雖雲‘致遠恐泥’，而無淫汙流漫之文，是在小說，猶不失為雅也。自明以來，文人誇毗，惟懷婚姻，自詡風流，廉恥道喪，於是有《秘辛雜事》、《飛燕外傳》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複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說，其為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為神怪幽秘，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為雅者。若以古豔相矜，以明媚自喜，則無不淪入惡道。故知小說自有雅俗，非有俗無雅也。公牘、小說，尚可言雅，況典章、學說、曆史、雜文乎？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誌、疏證。若不知書誌、疏證之法，可施於一切文辭，則必以因物騁辭，情靈無擁，為文辭之根極。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辭所以日弊也。”
炳麟生平論文之旨大略具是矣。然未及文之所由生也。炳麟以為文生於名，名生於形，修辭必原本小學，而自以造辭先求故訓，窮理能為玄言，高出時輩，不欲為伍。《與鄧實書》曰：昨聞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為五十家，以仆紆廁其列。仆之文辭為雅俗所知者，蓋論事數首而已，斯皆淺露，其辭取足便俗，無當於文苑。向作《訄書》，文實宏雅，篋中所藏，視此者亦數十首，蓋博而有約，文不掩質，以是為文章職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仆與譚複生、黃公度耦。二子誌行，顧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格。複生氣體駿利，以少習儷語，不能遠師晉、宋，喜用雕琢，而失粹，輕俠之病，往往相屬。公度喜言經世，其體則同甫、貴與之儕，上距敬輿，下搉水心，猶不相逮。仆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遊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仆亦不欲與二賢參儷。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大衍之數，虛一不用，亦何傷於蓍卦哉？故非欲掎摭利病，泛僄時彥以自崇也。以為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摦落。
玄言日微，故儷語華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為卿、雲，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仆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於天監，簡文變古，誌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風，於茲沫矣。燕、許諸公，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劉、呂、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晚唐出以譎詭，兩宋濟以浮誇，斯皆不足邵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皋文、滌生尚有諼言，慮非修辭立誠之道。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絀於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知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為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寄群彥之數者也。夫代文救僿，莫若以忠，撰錄文辭，諒非急務，然彼之為是，亦雲好尚所至而已。遂事既不可諫，仆之私著，出內在我，宜告以鄙懷，無令署錄，玉石、朱紫，庶其有分。
炳麟故意高自標置，並世文人，獨稱王闓運能盡雅。或問如何能雅？曰：“抒所欲言，成章以達，而汰其虛字，不廁筆端，則盡雅矣。”為文章尤喜以古字易今字，曰：“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為多，舍借用真，茲為複始。”然盡雅而不便俗。後生小子讀其文者，罕能竟焉。徒震其高名，相為矜耀而已。
炳麟論文，薄宋六士，而言詩又不取宋詩，作《辨詩》。其大指以為“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鶩逐，古詩多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杜、李之徒，稍稍刪節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以故生平為詩不作近體，五言古最多。蚤歲亡命日本，因詠東夷詩以譏之，其第一首曰：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曾聞“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隴首餘餱糧，道路無拾遺”。少壯更百憂，負絏來此畿。車騎信精妍，艨艟與天齊。窮兵事北狄，三載熸其師。將率得通侯，材官眊山雞。帑藏竟塗地，算賦及孤兒。天驕豈能久，愁苦來無沂。偷盜遂轉盛。妃匹如隨麋。家家懷美疢，骭間生瘍微。乃知信虛言，多與情實違。
誦者歎為實錄。然炳麟為詩，擬古之跡太甚，往往意以詞奪，卒不可通曉，蓋與文章同病雲。刊有《春秋左氏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說文部首韻語》、《莊子解故》、《管子餘義》、《齊物論說》、《齊物論釋》、《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錄》、《菿漢微言》凡四十八卷，曰《章氏叢書》，而《菿漢微言》最晚出。及國民軍之再起也，孫傳芳撫有蘇、浙、皖、贛四省之眾，剬製江以南，割地自封，國民軍將致討焉。而炳麟則藉辭於聯俄容共，詬厲國民軍以為不道，大放厥辭，孫傳芳亦以自張其壘而卒無救於敗。於是孫傳芳走，炳麟隱，杜門卻客，有晤論學，則憮然曰：“論學不在多言，要於為人。昔吾好為《菿漢微言》，闡於微而未顯諸用，核於學而未敦乎仁，博溺心，文滅質，雖多亦奚以為。欲著《菿漢昌言》以竟吾指也。”生平有“章瘋子”之目，而彌為詭誕，題署多名，初本名炳麟，後私淑昆山顧亭林氏，而易名絳，於是字曰太炎，以亭林名絳，又名炎武也，既則自以治漢學，而所服膺者在劉歆，輒署“劉子駿之紹述者”。迨研《大乘起信論》，每作梵文敘言，後題“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優婆塞章絳序”，或署“震旦白衣章炳麟序”。
至袁世凱盜國之日，疑炳麟不為己用，幽之北京之龍泉寺。邏卒在門，從遊者皆不得見，至以為苦。而世凱亦知炳麟徒書生好大言，實無它，意頗憐之，移之錢糧胡同，稍弛其禁，然仍不得出，則慨然曰：“餘惟待死矣。”與其弟子黃侃書，則署“待死人章某”也。既以國民黨用事而擯於世，無所發憤，會前大總統黎元洪死，則挽以聯曰：“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綏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弦外之音，令人驚異，而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挽”也。繼而孫總理奉安新都，寄挽一聯曰：“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以總理前停櫬北平碧雲寺，舊傳出魏閹建也，則又公然誹謗，擬不於倫，誦之者嘩曰：“此真瘋子矣。”弟子數百人，錢玄同、黃侃最著。而玄同中途畔去，獨侃稱高足也。
黃侃，字秀剛，號運甓，別號病禪，一作病蟬，湖北蘄春人。炳麟逃難日本，與侃遇，侃數稱道《毛詩傳》、《說文解字》，自言受父四川按察使黃君雲鵠，為兒時書笘誦之以更《千字文》，遂受學炳麟稱弟子。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炳麟亟稱焉。嚐著《夢謁母墳圖題記》，炳麟尤所賞異。辭曰：乘撥逆蘄水而上，可百三十裏，溪水清泊，平望，有水自東來會，是為白水，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對溪孤山，孽然高舉，峭不可上，則螭堆也。山麓精廬，雲洗心閣，寒泉步徛，所在深窈。渡此以上，堤綿半裏，鬆檜棽映，中有豫章，繚以周垣，扶疏四布，幹可十圍，與溪西一樹相直，悉是三百年物。堤內廣陂，扶渠滿中，小渚二三，雜植槐檉。循池東走，得黃氏祠墓，前直螭堆，若樹重表。黃氏始自江西，占籍此地，有信甫是其初祖，鄉人謠俗以人表地，及其自署，乃雲螭堆黃氏。蓋山水清邃，錯以腴壤，良宜聚族而居者矣。先人相宅，在山之陰。前有三丘，相屬，右為章丘，亡母周孺人墓在焉，麵西背東，水出其北，白石為塋，碑崇三尺，隴首長鬆，高可二丈，下覆塚兆，有如羽蓋，升虛反望，便見吾家。墓下田舍庳隘，藉以守塚，山田數畝，有圃有池，其前溪袤十裏，琁環可睹，俠溪遠阜，青蒼天。臨溪一麵，重峻削，與螭堆齊。自爾向下，堤皆樹柳，墓前單椒，鬥入溪脅，堤則盡矣。先時卜葬，神靈聽從，意母之潛魂，眷懷舊地，煢煢孤子，可以朝夕顧守斯墳。曾不幾時，違患遠遊，既流竄東夷，恐遂不得反鄉裏，上先人塚墓。一旦溘死，複不能依母泉下。宵中魂夢，恒來是丘，既寤悲傷，至於昒旦，因請沙門曼公繪為是圖，粗存較略，藉用寄思，但望之匪遙，遠則萬裏，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每念斯言，所以零涕沾衣者也。黃侃題記。
侃入民國，曆北京大學、武昌師範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文科教授。徒以生性孤僻，士論不與。而文章爾雅，晉宋之遺，則固足以繩徽於炳麟者也。顧有炳麟同時交好，不稱弟子，而造辭傀麗，依於炳麟，以言譯事者，蘇玄瑛也。然玄瑛誌潔而行芳，超然塵埃之表，可以儀刑澆世，則軼乎炳麟矣。
蘇玄瑛，字子穀，號曼殊，即所稱沙門曼公為黃侃繪《夢謁母墳圖》者，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母河合氏，生數月而父歿，母子煢煢靡所依，而河合氏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所生托根上國，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遂籍香山而父蘇某。蘇某固香山甲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方五歲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顧蘇婦惎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異類，群擯斥之。假父無如何，則分資遣就外傅於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羅巴文，莊湘奇賞焉。學二載而假父亦歿。乃歸於蘇，則蘇婦遇玄瑛益虐。年十二，遂為沙門，始從慧龍寺主持讚初大師披剃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號曰曼殊。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峰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缽，任知藏於南樓古刹。亡何，以師命歸廣州，值新學方張，爭言毀寺，而長壽寺亦被其厄，玄瑛則特筆記之曰：“不意長壽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為墟寺，法器無存。”乃東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顧自居中國人而樂重其風土。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皆無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竟學，則思為遠遊，發抒其意誌，得故師莊湘資助，整裝之暹羅，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初玄瑛以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存於龍藏者，惟唐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齟齬，至於語格一切未詳，蓋徒供持咒之用而已。
嚐欲有誌造述而未果也。至是喬悉磨長老勖以成書，而見西人撰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會，因成《梵文典》八卷，章炳麟為序焉。遂盡通梵、漢暨歐羅巴諸國典籍。嚐謂：“世界文字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而梵文之典麗閎雅，莫如《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二章，為長篇敘事詩，雖吾震旦《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不足比其閎美。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疏鈔》中述其名稱，有雲《波羅多書》、《羅摩延書》，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特玄奘當日以其無關正教，而不之譯也。然二詩於歐土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士哆君所譯為當。”更援《婆羅多書》以證“支那”之音非“秦”轉，其大指謂：“中夏國號曰‘支那’，有謂為‘秦’字轉音者，歐洲學人皆具是想，而不知其非然也。嚐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耝之屬，民鹹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慧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書，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嚐親統大軍，行止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雲雲，考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證得音非‘秦’轉矣。”旋至上海，從陳獨秀、章士釗遊，為《國民日報》翻譯，譯法人囂俄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蓋獨秀之所刪潤也。時玄瑛雖博學而不工為文章，造辭多乖律令，而獨秀殷勤牖迪，不啻師之於弟子焉，而於是玄瑛中國文學之天才始浚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