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認識自然的同時，也不斷地認識自己。在我國古代，最早的書籍可能出現在所謂的“昆侖文明”消失以後，據說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可惜沒見過。古書上提到的“韋編三絕”，還有“帛書”，不知道是否就是《易經》。不過，從《易經》的卦辭和爻辭可見，古人早就開始琢磨人了，並通過占卜語言進行表達。傳說《六韜》為薑太公所著，充滿了識人用人之術。《詩經》中有許多對人的描寫，相當的細致入微。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家爭鳴，至今留存有大量典籍，對人的研究非常係統，包含著豐富的識人用人之道。民間流傳著相學之類，源遠流長、生命力頑強，其中有不少識人的“成果”，有些說法後來登堂入室。三國時劉邵的《人物誌》和清末曾國藩的《冰鑒》，都屬於“識人用人”的著作，包含著相術，卻非術士之言，被後世官僚們奉為經典。
劉邵的《人物誌》，提出了係統評價人的方法，即所謂“九征”、“八觀”。在他看來，“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偏材之性不可轉移矣”。意思是說，性情決定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天生的，有所長必有所短，相互之間難以理解，自我修養無濟於事，關鍵在於識別和任用。他主張依據九種特征對人加以識別。在“體別”部分，他把人分為十二個類別，逐一分析表現特征，並給出傾向性的用人建議，也對得失進行了討論。在“接識”、“八觀”、“七繆”、“效難”等部分，主要講識人的過程和方法，講如何通過接觸來識別人，也講了正確識人的各種途徑以及識人過程中容易犯的錯誤。在“理材”部分，他對處理人和人的關係發表了見解，堅持性情對人際關係的影響，主張“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提出人際溝通中的六種矛盾，即所謂“六構”。現在看來，雖然劉邵的觀點具有片麵性，但在很多方麵還是有些道理的，值得參考。
例如，劉邵在《人物誌?八觀》中說：“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烈士樂奮力之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睿也”，“見識過人，明也”。就是說，有才能的人、有心機的人和有誌於建功立業的人，各自都有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有很高智慧的人，表麵上看上去好像很愚笨，實際上心裏麵對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在事情還沒有出現苗頭時能事先預知，就是聖智；能不斷地探索深奧的道理，就是睿智；能洞察世事、見識過人，就是明智。“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即喜好法製而思慮不深入，就會行法苛刻而不近情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偽”，即喜歡動心機而出謀劃策，但智謀和方法不多，就會弄虛作假；“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即喜歡爭論而理由不充分，就會言語囉嗦、抓不住中心。《菜根譚》也有類似的話，大同小異：“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可見，識別人的時候，要留心人才的某種素質是否“過猶不及”，特別要重視綜合素質的考察，以便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很多人都是在某個方麵表現出優勢，其他方麵則不能滿足用人的需要，因此還不能稱之為人才。即使看上去具備了崗位需要的素質，也要對這種素質的水平加以衡量，看看是否不足或過分。《周易?係辭下》裏說：“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潛夫論?忠貴》中也說：“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品德、知識和能力，對任職具有關鍵作用，如果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十有八九會惹出大禍的。“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鹽鐵論?世務》）前者反對有勇無謀，提倡有勇有謀，“好謀”才能成事；後者講誠信和權變的關係，隻有誠信而不懂通達權變，就屬於“死心眼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