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上文的模型分析可見，企業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差異將影響經營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和監督努力程度，造成經營者行為博弈的不同，最終產生企業經營者道德風險問題和企業經濟效率的差異。因此，為有效控製或減少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問題，提高企業經濟效率，關鍵在於合理地界定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在權利、權能、權益、權責四個方麵給予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充分界定。即給予經營者在經營者市場上自由配置其人力資本的權利；自由配置其經濟活動觸及範圍內各種資源的權能；享有剩餘索取權的權益(主要是實行股票期權刺激，並盡量提高經營者努力時對應的股票期權執行價格與當期股票價格的差價)；同時，對經營者違反契約的權責進行明確的界定，盡量降低經營者不努力時的額外效用。隻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降低由於所有者與代理人之間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經營者道德風險問題。
經營者行為偏好與企業經濟效率——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實證比較／——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實證比較
中國工業經濟改革的成就之一是產生了一種被國外學者和經濟學家們稱之為“謎”的漸進式改革經驗，即在偏離標準改革慣例的製度和政策環境中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20世紀80年代末和整個90年代這種完美結合的典範充分體現在鄉鎮企業，以及後來由鄉鎮企業改製而來的民營企業快速發展的經濟實績上，在從1979年至今的20餘年間，我國鄉鎮集體企業、民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11.4％的增長率數據來源：由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計算而得。鄉鎮集體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不僅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而且也推動了空前規模的農村工業化進程。與此相對應，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國有企業卻經曆了一個速率遞減的增長過程。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中央和地方政府、企業和經濟理論界都向國有企業改革傾注了巨大的精力，但是迄今為止，在這一領域並沒有取得與我們所投入的巨大努力相對稱的成就，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步履艱難。應該說，早期的鄉鎮集體企業產生於國有企業的縫隙之中，一開始並不引人注目。但在八九十年代發展神速，無論從工業總產值、利潤率、資本產出率，還是從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等來看，無不如此。進入90年代後，中國大部分的鄉鎮集體企業經曆了一場急速的產權改革，這場產權改革是以企業產權的界定、轉讓和重組，尤其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重新界定為主要內容的。這場涉及人力資本產權的革命深刻地影響著鄉鎮企業的製度基礎，同時也帶動了國有企業在內的公有製企業在90年代末進入大規模的產權改造潮流。另一方麵，經過產權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