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對劉恒來說，還是對整個朝廷來說，奉元五年，是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年。
在這一年，因度田而起的，蔓延近十年的潁川和弘農之亂，徹底被平息了。
建武帝時，為了限製地方豪強的勢力，廓清他們兼並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便於國家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發布了全國州縣度田的命令。
此舉因為損害了地方豪強的利益，這些豪強都擁有武裝，號稱“大姓兵長”，他們隱瞞的田地和依附於他們的人口很多，是反對清查的主力。
地方官吏懼怕他們，有的貪於賄賂，就互相勾結，任憑地主謊報；而對農民，不僅丈量田地，還把房舍、裏落都作為田地進行丈量，以上報充數，這就給廣大農民製造了極大的痛苦。
更加上風雨不調，天災之下很多地方的百姓靠種地養活不了自己，便賣兒賣女或者舉家逃荒，成為人數眾多的流民。
地方官吏在執行“度田”詔令時，“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也完全失去了“度田”的初始目的，所以為這些地方多年的混亂局麵埋下了隱患。
各方叛亂中，以潁川和弘農最厲害。甚至其他地方的豪強為了保存實力，與這兩處的豪強互相依傍，形成了力量更大的勢力。
潁川和弘農的豪強各自形成了勢力後，又吸納征收了部分流民作為私兵，更加雄踞一方，朝廷多次圍剿也奈何不得。加上國庫吃緊，兵力不足，竟多年沒發將這些人一網打盡。
為了革除國家積弱的時弊，建武四十年時，建武帝采納了林喻城的建議，實行了方田均稅法。並且劉恒登基後，又鞏固加強了這項重要的改革。
最終此法實行了近七年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幾年下來，民心安穩，國力也穩步增強，最終劉恒決心徹底鏟除作亂的地方豪強。
對於潁川和弘農的幾方勢力，劉恒采取了鎮壓與分化相結合的政策，規定反抗者們“自相糾擿（tí惕，揭發），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對於地方長吏逗留、回避、故縱等罪進行赦免，調動他們平亂的積極性。而一旦捕獲了大姓兵長，則按照刑律給予嚴懲。
這些措施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奉元五年時，徹底結束了度田之亂，潁川和弘農地區平定。
隨後，劉恒又對吏治加以整頓，增加了對地方官員的考實，一大批其他州縣曾經“度田”不實的官員被揭露出來，劉恒也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打擊。
整頓完地方的吏治，劉恒又將目光放在了京都屍位素餐的官員，這些人多為貴族和名門之後，依靠父輩蔭蔽得了官職，也沒有多大才幹，重要關頭頂不上用處不說，還時常添亂，為禍一方。
針對這些官員，劉恒製定了嚴格的吏治考核過程，一旦達不到標準，全部撤下換新的，並且取消了世家子恩蔭為官的渠道。並且為了補充這些被撤職官員的位置，劉恒還把秋闈從三年一次改為一年一次。
很顯然，他的這項政策遭到了貴族和世家的全力抵製，被撤職的官員都是他們的子侄輩，此舉嚴重削弱了他們的利益傳承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