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有個邊境城邑叫卑梁，那裏的姑娘和吳國邊境城邑的姑娘同在邊境上采桑葉，她們在做遊戲時，吳國的姑娘不小心踩傷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帶著受傷的姑娘去責備吳國人。吳國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惱火，殺死那個吳國人走了。吳國人去卑梁報複，把那個卑梁人全家都殺了。
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說：“吳國人怎麼敢攻打我的城邑？”
於是發兵反擊吳人，把當地的吳人全都殺死了。
吳王夷昧聽到這件事後很生氣，派人領兵入侵楚國的邊境城邑。吳國和楚國因此發生了大規模的衝突。吳國的公子光又率領軍隊在雞父和楚國人交戰，大敗楚軍，俘獲了楚軍的主帥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陳國的大夫夏齧，又接著攻打郢都，俘虜了楚平王的夫人後班師回國。
從做遊戲踩傷腳，一直到兩國爆發大規模的戰爭，直到吳軍攻入郢都，中間一係列的演變過程，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把事件一步步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這正是多米諾骨牌效應。
頭上掉一根頭發，很正常；再掉一根，也不用擔心；還掉一根，仍舊不必憂慮……長此以往，一根根頭發掉下去，最後禿頭出現了。哲學上稱這種現象為“禿頭論證”。
往一匹健壯的馬身上放一根稻草，馬毫無反應；再添加一根稻草，馬還是絲毫沒有感覺；又添加一根……一直往馬身上添稻草，當最後一根輕飄飄的稻草放到了馬身上後，駿馬竟不堪重負地癱倒在地。這在社會研究學裏，被稱為“稻草原理”。
第一根頭發的脫落，第一根稻草的出現，都隻是無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當這種趨勢一旦出現，還隻是停留在量變的程度時，難以引起人們的重視，隻有當它達到某個程度的時候，才會引起外界的注意，但一旦“量變”呈幾何級數出現時，災難性的鏡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由於變化是漸進的，猶如從很緩的斜坡下來，人們很難察覺其遞降的痕跡。對個人或組織來說，“防微杜漸”能讓人們及時堵塞漏洞，防止危機的發生。但大部分時候，人們想做到“防微杜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必須在隱患剛開始出現時就要做到“亡羊補牢”。知道了什麼是多米諾效應，也知道了它的危害，如果能做到“防微杜漸”和“亡羊補牢”，那麼即使不能完全防止多米諾效應的發生，也可以把它的影響降到最低。
■ 為什麼要及時教導第一個犯錯的人？——破窗效應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詹巴鬥曾做過這樣一項試驗：
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一輛停在比較雜亂的街區，一輛停在中產階級社區。他把停在雜亂街區的那一輛車的車牌摘掉，頂棚打開，結果一天之內就被人偷走了。而擺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過了一個星期也安然無恙。後來，詹巴鬥用錘子把這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
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依托這項試驗，提出了“破窗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個建築物窗戶的玻璃，而這扇窗戶又未得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會受到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破更多窗戶的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那麼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並蔓延。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現象：一個人帶頭摘取商店門口擺放的鮮花，其他人就群起而效仿，將花籃中的鮮花一搶而空；桌上的財物，敞開的大門，可能會使本無貪念的人心生貪念；有的員工在工作中違反程序，還稱“××都是這樣幹的！”或者“上次就是這樣做的！”；對於違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規定的行為，有關組織沒有進行嚴肅處理，沒有引起員工的重視，從而使類似的行為再次發生，甚至多次重複發生；對於工作不講求成本效益的行為，有關領導不以為然，使下屬的浪費行為得不到糾正，反而日趨嚴重……
“破窗理論”在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中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及時修好“第一個被打碎的玻璃窗戶”。中國有句成語叫“防微杜漸”，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布拉頓受到“破窗理論”的啟發，在給《法律與政策》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談到：“地鐵無序和地鐵犯罪在20世紀８０年代後期開始蔓延。那些長期逃票的、違反交通規則的、無家可歸的、在站台上非法推銷的、在牆壁上塗鴉的……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個地鐵裏彌漫著一種無序的空氣。我相信，這種無序就是不斷上升的搶劫犯罪率的一個關鍵動因。因為那些偶然性的犯罪，包括一些躁動的青少年，完全把地鐵看成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場所。”
布拉頓采取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生活質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論”為師，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他卻全力打擊逃票。結果發現，每七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每二十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攜帶武器。結果，從抓逃票開始，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開始下降，治安大有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