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任江省，初會敵酋
鹹豐九年八月初二（1859年8月29日），鹹豐皇帝終於再也無法容忍奕山的昏聵無能，降旨革去其禦前大臣之職，離任來京當差，隨即任命特普欽署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接獲此命，恐怕麵對皇帝的賞識很難有沾沾自喜之情，吉林任上的經驗已使他切身感受到辦理涉俄事務的艱難，“數月之久，已形竭蹶”，而前任奕山不光彩的下場，更令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深恐重蹈覆轍。
更何況其黑龍江北岸土地，沙俄非法移民與中國原有居民雜居，形勢比起吉林更為錯綜複雜。他在奏折中寫到黑龍江“地當邊要，為俄夷接壤之區，實恐難勝任，不禁警惕彌深”，請求進京陛見，“跪聆聖訓”。而鹹豐皇帝因黑龍江地方事態緊急，命他即赴署任，毋庸陛見。
三個多月前的1859年5月4日，沙俄使臣彼得羅夫在獲知中國東北地區的新情況後，曾向清政府提出一個補充《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的《補續合約》，要求清政府割讓中國東部和西部的大片領土給俄國。該約第一條即規定：“兩國東邊界址，應順烏蘇裏江、鬆阿察河至興凱湖；自興凱湖至琿春河，順此河至圖們江，順圖們江至海口為界。”很顯然這是在與穆拉維約夫的侵略活動相配合，一麵武裝侵略製造所謂既成事實，一麵在談判桌上借此施壓，信口雌黃敲詐勒索，將侵略成果合法化。對此，清廷的回應仍體現了中方的一貫立場，即中俄邊界談判，必須以《尼布楚條約》為基礎。
1859年6月25日，已經迫使清廷簽署《天津條約》的英法侵略軍因就赴京換約路線問題與中方爭執不下，竟悍然進攻大沽炮台，重燃戰火。由於中國守軍準備充分，作戰頑強，擊毀擊沉敵艦四艘，擊斃擊傷敵軍數百人，取得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抵抗外國侵略軍的最大一次勝利。受此鼓舞，清廷雖仍意在對外妥協，但其抵抗侵略的信心畢竟有所增強。1859年7月10日起，沙俄新任駐華公使伊格納提耶夫與清政府戶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物肅順，在北京開始就《補續合約》問題展開談判。肅順在談判中正式向俄方宣布了中方關於《璦琿條約》的立場，即該條約是奕山擅自與俄方簽訂的，他“既無全權證書，又無正式關防，也即無權將黑龍江左岸讓與俄國”，清廷隻是暫時允許俄國人居住，而絕非將其領土主權讓與俄國。《尼布楚條約》所確定的中俄邊界“斷不能改”，至於所謂《璦琿條約》中規定中俄共管的烏蘇裏江以東至海地方，屬於吉林方麵管轄，與俄國“毫無毗鄰之處”，堅決拒絕了其劃界要求。
伊格納提耶夫見肅順軟硬不吃，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惱羞成怒地照會軍機處指控肅順“甚不符友好之道”，指望清廷換人。而軍機處則表示支持肅順的立場，並重申“烏蘇裏河、綏芬河等處，並非與貴國毗連之地，亦絕不能借與貴國居住”。中方與俄方所能談判的，僅限於“已經借與貴國居住之闊吞屯、奇吉地方，以及俄船由黑龍江入海之事”。而伊格納提耶夫賊心不死，竟厚顏無恥地聲稱，闊吞屯和奇吉屯早被俄軍占領，俄船亦早已在黑龍江通航多年，不必專門簽約；而俄軍亦占領烏蘇裏江以東多處地方，故而不能說其地與俄國不相毗連。並希望清廷通知吉林將軍於十月到璦琿城與穆拉維約夫談判邊界事宜。這種赤裸裸的強盜邏輯，清廷當然不能認可，但鑒於內外交困的時局，幻想西方帝國主義在吃到大沽之戰的苦頭後侵略立場會有所鬆動，或許在談判桌上能表現出妥協的餘地，還是決定派遣吉林將軍景淳、署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與穆拉維約夫舉行會晤，向俄方提交經中方修改後的《璦琿條約》文本，並劃清黑龍江北岸地區中國村屯和允許沙俄“借住”的土地的範圍。就這樣，特普欽在上任署理黑龍江將軍伊始，便麵臨著與自己在署理吉林將軍任上時所殫精竭慮處理的無數中俄衝突事件的幕後黑手、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侵華巨酋穆拉維約夫的麵對麵交鋒。
二、豺狼秉性，狡詐多疑
鹹豐皇帝對此次會晤抱有很大期望，在諭旨中將中方應堅持的立場詳細指示特普欽、景淳，“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指《尼布楚條約》），本亟明晰。上年木哩斐嶽幅（即穆拉維約夫）以防堵英夷為名，欲將黑龍江左岸讓於伊國。彼時奕山為該夷虛聲恫喝，率行換字，實屬糊塗。朕念中國與該國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啟釁端。是以將黑龍江左岸地方，及該夷已經占踞之闊吞屯、奇咭等處，允其借住。乃該夷得步進步，並欲占據吉林之綏芬、烏蘇裏等處，屢請派員會勘。其貪求無厭之心，若不嚴行拒絕，尚複何所底止？
此次木哩斐嶽幅等，前至吉林、黑龍江與景淳、特普欽會悟時，務當詳細開導，告以綏芬、烏蘇裏等處，係屬吉林地方，並不與該國毗連。前奕山與吉拉明阿辦理不善，大皇帝業經分別懲辦，此事斷難準行。其闊吞屯、奇咭地方，既借與俄國人居住，並準入海船隻由黑河口、順鬆花江，往東入海行走，自無更改。如該夷欲會勘地界，該將軍等，即將奇咭、闊吞屯現在借給該夷居住之處，立定四至裏數交界，此外不可任意侵占，亦不可多為允許，以免蔓延。
該夷所請在三姓貿易之處，亦斷不準行。至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前經奕山許給該夷，本屬失計。特普欽亦當向其言明，現在該夷占踞之處，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空曠地方，全行許給。該夷如不允從，該署將軍務當竭盡心力，設法開導，如能挽回幾分，庶左岸得有幾分免其騷擾”。
此外，針對俄方在會晤中可能就哪些事項發難，以及中方應如何應對，鹹豐皇帝也作了明確指示：木酋（指穆拉維約夫）此時赴黑龍江，必以會商履勘為詞。且恐捏稱於闊吞屯、奇咭之外，京中別有允許。特普欽於行抵黑龍江後，即先行派委妥員守候，以免該夷再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該酋情形恣肆，未必即俯首無辭，然要皆虛憍之氣，亦未必遽敢生事。特普欽一麵密加防範，一麵據理曉諭，以期折服其心，斷不得因該酋意氣囂張，遽為挫折，再蹈奕山覆轍。該酋如以前在黑龍江所立和約為詞，並告以奕山因辦事糊塗，業已斥革。該署將軍萬不敢再有遷就，致幹嚴譴，以絕其要求妄念”。並命特普欽、景淳等，著手研究如何驅逐侵入烏蘇裏江以東地區的沙俄武裝移民：至該夷人船，蔓延烏蘇裏等處，其未來者應如何嚴行堵截；已至者應如何設法驅逐，即著景淳、特普欽妥速會商，相機辦理，務使該夷不至再有滋蔓，亦不致自我開釁，方為妥善。”同時特意將清廷與俄使在北京談判期間所發照會，均抄給特普欽等閱看。
特普欽接命後，誠惶誠恐，於赴任途中即函命新任署黑龍江城副都統愛紳泰，留意守候穆拉維約夫等，為會談做好前期準備工作。鹹豐九年（1859年）九月初八，特普欽抵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初九接署將軍印務，因感到對俄交涉事關重大，而省城距璦琿尚有八百餘華裏路程，遂將交接事宜略作布置後，即於九月十一日啟程趕赴璦琿，並將行程告知愛紳泰，令其通知駐海蘭泡的沙俄軍官布多戈斯基，布多戈斯基回函則稱穆拉維約夫將於半個月左右後抵達。
當月二十二日，特普欽抵達黑龍江城，等候至二十八九日，仍無其音信，出於擔心俄方有意回避以破壞談判，到時又以中方官員失約反咬一口，他特意派遣愛紳泰部署人員於水陸各口岸先期守候，以便“迎頭阻截，務令會麵”。而穆拉維約夫果然心懷鬼胎，他明明已經知道特普欽的談判邀請，竟在距璦琿百裏之外棄舟登岸，繞城而走。中方為此再三追問海蘭泡方麵，布多戈斯基等含糊其辭，竟又聲稱穆拉維約夫途中有事，不能確定何日抵達。當時節氣已近立冬，黑龍江上“冰牌盛湧”，既難以行船，又不能履冰，待到封凍尚需月餘，鑒於俄方顯然是在有意拖延，特普欽無奈，隻好動身返回齊齊哈爾，待冰堅時再議。其實對於俄方盤算，特普欽早已洞悉其奸，他在寫給鹹豐皇帝的奏折中分析道：該酋明知在中在外無論如何定議，烏蘇裏、綏芬地方斷不能準其占據。如欲會勘界址，並須將已占之闊吞屯、奇吉等處，並江左占據地麵，劃定界限，均不能遂其私心，莫若仍執前約，以為明年狡賴地步。因此容心避匿，亦未可知。”由此可見，特普欽內心裏對能通過外交談判，迫使沙俄侵略者把已經吃到嘴裏的肥肉吐出來實在沒抱什麼希望。
在返回齊齊哈爾途中，特普欽於當年十月初八接到了他署理吉林將軍期間的老部下，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轉達的信息，得知穆拉維約夫船隊於九月二十五日曾經過黑河，富尼揚阿當時登船會晤，見到了穆氏本人，其聲稱即將前往璦琿交涉。經計算行程，此時應已抵達璦琿附近。特普欽盡管已經被俄方的反複無常搞得不勝其煩，還是決定抓住這一次機會，盡快把皇帝交代的事情辦妥，於是當即急令愛紳泰等再去打探消息，結果確實探明穆拉維約夫正由追左經過。愛紳泰一麵親自前往迎阻，一麵傳知特普欽，特普欽得報後，立即折返，於十月初九就返回了璦琿城。愛紳泰阻截到穆拉維約夫一行後，對方卻聲稱沒有要與黑龍江方麵交涉的事務。可見其在吉林所持說辭，亦不過是借口推拖罷了，根本就沒有會談的誠意。經愛紳泰再三勸說，穆氏方才不耐煩地答應如黑龍江方麵有事，等到海蘭泡再說，此後便不再答話，驅車而去。俄方如此傲慢無禮，自然令特普欽等不忿。可是考慮到這畢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若不能抓住，會晤又不知將被俄方拖延到什麼時候，在鹹豐皇帝那裏也不好交代，遂決定由愛紳泰於十月初十日渡江赴海蘭泡與之先期會麵。可是，盡管特普欽對俄方的無誠意和不配合已經有所心理準備，侵略者的傲慢和無恥還是大大出乎他的預料。
三、話不投機，與虎謀皮
愛紳泰渡江後，於十月十一日與穆拉維約夫會晤。起先會談氣氛還好，可當愛紳泰將中方對於《璦琿條約》的立場和對其條款的修改、說明意見轉達給俄方後，穆拉維約夫當即凶相畢露，表示“不能對兩國皇帝批準的《璦琿條約》做任何更改”，“我的職責在於以我統轄的所有兵力維護兩國簽訂的條約”，公然胡說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地區，從來都是俄國領土，堅決不承認中國對其擁有主權，表示不僅不能遷出移民，今後還要不斷遷入，並且要在興凱湖、圖們山等處修建據點，安設炮台。
愛紳泰據理與之力爭，穆氏“氣忿轉加，怒目拍案，愈形桀驁”，表示若要俄國移民遷出，除非開戰。聲稱中方對《璦琿條約》的任何“破壞”都將導致“兩國之間存在二百年之久的友好關係完全破裂”，還威脅要將中方安設於黑龍江北岸的烏魯蘇牡丹卡房拆除。愛紳泰當即表示抗議，穆氏卻聲稱若中方不予拆除，就要命令俄軍將其拆除，還要在璦琿城對麵建立據點，安放大炮，並喚進俄軍軍官一人，聲稱是“管炮將軍，可與識麵，且宜防備”，可謂是恃強逞狂，炫耀武力，驕橫不可一世。愛紳泰不為所動，仍重申中方立場，並提出約定日期，安排特普欽與其會麵。豈料穆拉維約夫竟稱黑龍江地方已無事可議，特普欽若能向其割讓烏蘇裏江以東土地，便可會晤，否則無須見麵，全然以中國領土為其囊中之物，而無任何談判餘地。盡管對方如此無禮，愛紳泰仍好言相告，指出中方願意給予俄方在黑龍江以北地區居住，並沿黑龍江至海口通航的權利，而烏蘇裏江以東地方，自有中國居民居住，不會對俄國的侵略坐視不管，中俄邊界，早有《尼布楚條約》訂立，如今何以背約，又何以能稱之為和好之道？然而穆拉維約夫根本不加理會，“轉入別屋，不複出見”，愛紳泰隻得折返璦琿。
特普欽得知俄方態度後，非常憤怒，在奏折中向鹹豐皇帝揭露了侵略者的醜惡嘴臉，認為“無論如何開導，不唯不肯聽從，並於綏芬界外，又有要求，且有黑龍江城（即璦琿）對岸建房安炮並拆毀卡房之說，實屬愈加狂悖，揆其景象，實非口舌所能爭執，亦非情理所能感化，不唯明年必有續來人船，更恐別有橫恣舉動”，勸說鹹豐皇帝放棄對侵略者的幻想，準備軍事鬥爭。至於他本人親自與穆拉維約夫會晤之事，鑒於俄方態度如此惡劣，自然已成泡影，唯有將交涉情形彙報皇帝後趕回齊齊哈爾預備應對沙俄的進一步挑釁。而在穆拉維約夫看來，這位“斤斤計較”地捍衛中國利益，不斷給他找麻煩的新任黑龍江將軍顯然不如被他熱情地稱呼為“摯友”的那位他曾經不吝於向同僚們多次誇獎的奕山將軍那麼容易打交道。由於對特普欽的“敵意”很“不適應”，以及擔心“中俄友好”遭到破壞，穆拉維約夫“認為有必要告知中國政府，特普欽向滿洲皇帝假報邊警和拒不履行條約，很容易挑起兩國糾紛。
他認為有必要撤掉特普欽，禁止其再返吉林（原文如此）。他並將此事通知了伊格納提耶夫將軍”，以後的曆史將會證明，穆拉維約夫對這位新任黑龍江將軍的看法的確是很有遠見的，他和他的繼任者還將“不適應”很多年。但更顯然的是，此時的“中俄友好”還沒有熱絡到清政府需要服從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替它製定的人事安排的地步。
然而鹹豐皇帝雖然與帝國主義打了多年交道，對其侵略本性早有認識，可對滿清統治集團而言，當前最大的敵人，畢竟是各地風起雲湧的人民起義。就在鹹豐九年（1859年）三月，沙俄以勘界為名多方滋事，東北邊防吃緊之時，清廷還在抽調黑龍江、吉林、奉天的精銳騎兵，以支援湖北清軍“圍剿”太平天國的戰鬥。故此，鹹豐皇帝麵對氣焰囂張的沙俄侵略者底氣不足，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在得知特普欽與穆拉維約夫交涉破裂後，沙俄方麵的強硬態度大大超出了鹹豐皇帝的預料，通過外交途徑修改《璦琿條約》的幻想破滅，他自知清廷無法以實力令俄方就範，隻能就此不了了之，以“該酋（指穆拉維約夫）雖未聽信，而綏芬、烏蘇裏等地方，中國不肯借給居住之意，已明白宣示”自我安慰。在給特普欽陳述穆拉維約夫會見愛紳泰過程中驕狂情形的奏折所作朱批中，鹹豐皇帝寫到：“將來即使用武，俾該夷知天朝仁義兼備，釁非我開，雖製勝未必確有把握，斷不至為此犬羊之類所可訾議。”未戰而已不敢言勝，隨著國際國內局勢的惡化，清廷維護國家領土的決心也在一天天虛弱下去，能為國防事業提供的支持也在一天天減少，這必然進一步助長沙俄侵略者的氣焰，而特普欽所麵臨的局麵，也就愈加險惡。
四、堅持立場，力爭北岸
自簽訂《璦琿條約》之後，沙俄就將黑龍江以北地區視為本國領土，對此，從不承認《璦琿條約》合法性的清政府和黑龍江地方當局當然不予認可。清政府管轄下的中國各族人民世代在黑龍江北岸生產生活，數量眾多，尤以璦琿城對岸地區最為集中，在奕山簽訂《璦琿條約》時既有“三十餘屯”，到1860年已發展到“滿洲旗戶四十三屯”。而即便是根據《璦琿條約》，江北中國村屯行政權亦歸屬中國政府，同時沙俄對中國居民的生產生活不得幹涉。在這種情況下，黑龍江北岸，尤其是江北中國村屯地區，必然成為中俄兩國領土主權鬥爭的焦點所在。沙俄侵略者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蠶食中國政府和人民在黑龍江北岸所享有的各種權利，而特普欽為首的中國黑龍江地方當局則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和特普欽關於修正《璦琿條約》的交涉破裂後不久，老謀深算的穆拉維約夫就已看破清廷強硬立場背後的軟弱無力，便將其在會談時所作威脅一一“兌現”。鹹豐九年（1859年）十月十七、十八日間，俄軍在璦琿城對岸《璦琿條約》所承認的中國轄區地界內建築小木屋一間，聲稱為通信之用。特普欽認為此事看似影響不大，實則沙俄侵略者有意試探，為其進一步侵略行動預作鋪墊，必須嚴肅對待，乃命副都統愛紳泰嚴密防範，並尋機與穆拉維約夫交涉。果不出所料，當月二十日前後，沙俄自在江北滋事，派出一連哥薩克兵，於北岸中國各屯散發傳單，公然宣布此地為沙俄領土，生活在此地的中國人是沙俄臣民。並聲稱依據條約，有權在該處貿易糧食牛馬。愛紳泰立即提出抗議，指出沙俄“背約妄行，擅傳文字”，並傳令各屯退還傳單。至二十一二日，俄方派人前來強行交易，中國地方官員婉言拒絕，對方竟威脅要強搶各屯倉儲糧食，愛紳泰一麵派遣清軍增援各屯彈壓事態，一麵迅速通報特普欽。對此強購糧食一事，特普欽也沒有等閑視之，而是敏銳察覺到了沙俄所謂“貿易”要求背後的戰略意圖。他在給鹹豐皇帝的奏折中分析道，至其要求通商，名為易換貨物，實則圖濟口糧。聞其連年在各處蓋房，均有囤積食物，皆以粗粒為糊，攤地作餅，晾幹存蓄，以為接濟。其遷徙之人，蓋皆威逼，多有怨聲，倘內地糧米一經禁絕，即無所仰給”。
而事實情況也正是如此，穆拉維約夫在選定殖民點時，更多的是出於如何才能以盡可能少的移民盡可能多地控製土地的考慮，以及將沙俄殖民據點連成一片的需要，故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殖民點的生產生活條件。土地難以開墾，氣候不適合俄國的作物，自然災害頻繁，完全沒有水利設施，這些因素都給俄國移民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困難。蘇聯學者認為，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在這一新占領土地上的農業生產發展緩慢，耕地麵積小且很少增長，糧食的不足被迫由境外進口彌補。因此，切斷沙俄殖民者從中方村落獲取糧食的渠道，對於遏製其移民聚落的成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沙俄騷擾江北中國村落的活動，特普欽決定采取“任其居民相抗，然後官為調處”的策略，即聽任民間自發反抗後官方再作交涉，一方麵不至於令對方每每輕易得逞，另一方麵又不至於違背鹹豐皇帝三令五申“不可釁自我開”的諭旨。
可是，狡詐的穆拉維約夫及時調整策略，不再縱容手下搶掠而是采取偽裝友善的方式接近江北中國居民甚至駐防清軍，施以小恩小惠，並以錢物收購糧食，日久竟成積習，兵民欣然入其彀中，而中方官員難以幹預，令特普欽斷絕侵略者糧源的計劃受到挫折。為此他不無失望地寫到：“且該處地處極邊隅，人心陋隘，不唯屯戶有貪利忘害之習，即官兵亦多為和好二字所誤，每每被其愚弄。抑或知彼則暗肆貪恣，我則漫無戒備。內心不固，外患安除？”殊不知國家意識之養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祖祖輩輩世代生長於江北的成千上萬中國人，此時尚無法預料，自己在失去了對沙俄侵略者的利用價值之後，將於幾十年後的庚子俄難（即1900年發生的“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以及其後俄國（以及蘇聯）發動的多次屠華、排華事件中，慘遭屠殺驅逐殆盡，血染江水，顛沛流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