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打官司，“訴訟”一詞，從字義的角度來說，“訴”是“言、斥”，用語言去斥責對方的不是之處，兼有訴說、告訴的意思；“訟”是“言、公”，是國家司法機關的執法人員，對當事人的起訴，主持公道，說公達理，公正地評判是非曲直。把“訴”和“訟”結合起來，就構成“訴訟”這個詞。現代的訴訟，是指司法機關和案件當事人在其他訴訟參與人的配合下，為裁決案件而依照法定的訴訟程序所進行的全部活動。訴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訴訟始於起訴終於審理判決；廣義的訴訟除起訴、審理、判決外，還包括執行，刑事案件還包括偵查。通常以廣義為主，以起訴、審判、執行作為訴訟的三個基本階段。各個階段都是相對獨立和完整的，有其自身的任務和形式，而且各個階段還要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期限進行。古往今來，人們對“打官司”一詞並不陌生。我國早在奴隸製的殷商時期，就有關於打官司的記載。隨著社會的發展，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打官司又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在我國古代，地方上打官司一般經過兩種途徑。一種是鄉老、裏正，他們主持處理一鄉一裏的民事、刑事官司。但這些鄉官受理的案子，隻是一些輕微的案件，還不能作為司法審級。真正的打官司，必須經過國家的正式司法機關。我國從秦漢到明清，曆代在縣以上均設有專門的司法機關。隻是司法往往隸屬於行政，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合二而一，司法權實際上掌握在皇帝和各級軍政長官手裏。在地方上，是由府州縣行政長官兼理司法，處理本轄區的各種官司。眾所周知，清代的鄭板橋才華橫溢，機敏過人，人稱詩字畫三絕，而且辦案也很有口碑。如他在濰縣做縣令時，有一個窮書生狀告某財主賴婚的官司。財主曾將女兒許配給了這個書生，指望他能應試及第，升官發財。哪知幾年過去，書生仍然很窮，財主就想賴婚。書生無奈之下，一紙訴狀告到縣衙門。鄭板橋問明案情後，立即差人傳來財主，對財主說：“你的女兒當然不能做窮書生的妻子。隻要你肯花一千兩銀子，作女兒的嫁妝費，由我給你做主，你就可以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婿。”財主心想，知縣肯做大媒，女婿肯定不錯，滿口答應，立即叫人送來一千兩銀子。於是，鄭板橋申斥財主賴婚之非，並派人傳來財主的閨女，命書生和她當眾拜堂成親。書生喜不自勝，千恩萬謝地領著媳婦，拿著銀子走了。財主無可奈何，隻好自認倒黴。當時鄭板橋既是濰縣的行政長官，又是審案的法官。在我國曆史上基本上都是如此，升堂審案是各府、州、縣行政長官的主要職責。從周朝起，朝廷還規定了直訴製度，即允許直接向皇帝告狀，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告禦狀。因為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奴隸製國家還是封建製國家，皇帝都是集軍事、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他出口成法，生殺予奪。他是皇帝，也是最高審判官。唐代法律規定了直訴有三種方式，即擊登聞鼓、直接上書皇帝和在皇帝出行時於路旁迎駕申訴。所謂登聞鼓就是把鼓懸在朝堂上，有冤者可以擊鼓，使皇帝得知，親自審理。此後的各朝各代，對直訴也都是允許的。但是，曆代的封建法律均對直訴限製甚嚴。《唐律》明文規定用體罰的辦法限製直訴。《明律》則規定，隻有冤情較大的緊急案件才允許直訴。清代的限製更為苛刻，允許直訴的範圍很小。它規定直訴隻以避儀仗伏訴且案情屬實為限；無論是迎駕直訴，還是擊登聞鼓，不實者杖一百；上書詐而不實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是擅自入午門、長安門喊冤的，即使情況屬實，也要枷號一月，杖一百；情況不實的，除杖一百以外，還要發配邊遠充軍。因此，雖然名義上可以直訴，但一般平民百姓真正告禦狀，在皇帝麵前打官司的情況，是少之又少的。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有了自己的司法機關——人民公安、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依法擁有懲罰犯罪和裁決各類糾紛的權力。法院作出的裁決具有國家強製力。如果當事人對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判決不能自覺履行，法院則可實施強製執行。當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或者相互之間發生爭議而引起糾紛，自己又沒有能力自行解決時，就可向人民法院起訴，借助國家法律，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並使侵害人受到應有的製裁。在當今社會，人們往往還是習慣性地把這叫做打官司。顯而易見，打官司實際上就是進行訴訟活動，同時也是司法機關依法行使國家司法權的活動。
2百姓打官司的艱難曆程
中國自周秦到明清，曆代王朝都規定了一定的訴訟程序及有關法律措施，但縱觀中國古代法律製度發展的曆史，可以看出，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曆代法律均是一種不平等的法律，其主要鋒芒都是用以“治民”。因此，在我國曆史上，平民百姓打官司百般艱難，他們為此曾飽受屈辱，充滿血淚辛酸。首先，封建法律在允許人們告狀的同時，又對人們的訴訟權加以嚴格限製粗暴剝奪。統治者從維護地主階級的權力和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出發，其所製訂的法律不僅對直訴做出了種種限製，同時對卑幼、奴婢、部曲雇用的仆人的告狀，也實行諸多限製，一般除謀反叛逆以外，各代均規定子孫不得控告祖父母、父母及期親指與父母同輩同宗的近親尊長；奴婢、部曲不得控告主人及主人之親屬。《大清律》稱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奴婢告主人為“幹名犯義”中國封建法律所謂卑幼控告尊長觸犯倫理道德的罪名，雖控告的事實確鑿，也是處“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罰。這就剝奪了子孫對家長、奴仆對主人的訴訟權。曾有這樣一個案例，某地一個酒色之徒，強奸了自己的兒媳婦。媳婦到縣衙門告狀，不但沒有告倒公公，反而自己落得個“幹名犯義”的罪名，受到懲罰。在封建的法律製度中，還規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享有寬宥即寬恕特權。如魏明帝製定的《魏律》中就規定了“八議”製度，所謂“八議”是指八種人犯罪時，享有特權。依《唐律》規定，“八議”是指：①議親；②議故；③議賢；④議能；⑤議功；⑥議貴；⑦議勤；⑧議賓。所謂親，就是皇親，包括皇帝的高祖兄弟，曾祖從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自身之四從兄弟；太皇太後、皇太後的曾祖兄弟，祖從兄弟，父再從兄弟，自身之三從兄弟；皇後的祖之兄弟，父之從兄弟，自身之再從兄弟。除此之外，皇帝、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等依據禮法，按照服製與上述相同者，也在議親的範圍。所謂故，就是皇帝的故舊。所謂賢，就是統治者認為是賢人君子，其言行可為人效法，有大德行的人。所謂能，就是指政治、軍事等方麵有大才能的人。所謂功，即“能斬將搴旗，摧鋒萬裏，或率眾歸化，寧濟一時，匡救艱難，銘功太常”，對國家有大功勳的人。所謂貴，是指依照官職品位，三品以上的職事官，二品以上的散官，及一品以上有爵位的人。所謂勤，是指能忠於職守的在位文武官員。所謂賓，即“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也就是前兩個朝代皇帝的後裔。以唐代而論，是指後周和隋代皇帝的後裔。上述八種人即使犯了罪，亦可以減輕處罰或免予處罰。八議入律始於魏，一直通行至明清。這樣就使得官僚、貴族、地主階層更全麵地獲得了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將窮苦百姓置於告狀無門、有冤難伸的境地。東晉成帝時，廬陵太守羊聃，非常殘暴，動輒殺人，僅簡良一案，就冤殺了一百九十人。受冤民眾紛紛告狀。羊聃本應處以死刑，但因景獻皇後是他祖姑，屬於議親，竟能免於一死。在“八議”這把保護傘的庇佑下，不知有多少貪贓枉法、作奸犯科的達官顯貴逍遙法外，多少含冤負屈的平民百姓冤沉海底!千百年來，民間廣泛流傳著一句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是舊時中國窮苦百姓告狀無門、有冤難伸的生動寫照。那時候打官司，法律規定一般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均須交錢，不交錢者便被認為“自服不直”，以敗訴處理。另方麵，按照過去的訴訟製度，老百姓告狀不得進入官府衙門，隻能把狀子交給守門的吏役傳遞。由於不少吏役貪贓枉法，你沒有銀子，狀子不一定能呈送到公堂。即使進了衙門，狀子遞上去了，沒有錢也難以得到公正處理。也就是說，有錢者可以買通官府，哪怕無理也可勝訴；而你如果沒有錢，就是有理也會敗訴。可憐天下的窮苦百姓，常年為衣食發愁，又哪有餘錢剩米打官司?他們有冤無處伸，有理沒有說理的地方，隻能忍氣吞聲，把淚水往肚裏吞。也有些咽不下這口氣的，東求西借，賣這當那，弄得傾家蕩產，勉強湊齊打官司的錢，卻敵不過對方的財雄勢大，結果官司還是輸了。清朝雍正年間，廣東番禺有姓梁和姓淩的兩家親戚，因爭風水而結成了仇家。淩家恃強在一天夜裏縱火燒死了梁家八口。梁家先後向知縣、太守、按察告狀，乞丐張鳳也仗義作證。然而官府受了淩家的賄賂，判梁家敗訴，並反誣張鳳涉嫌，將他屈打致死，造成“九命奇冤”。這就是一個有錢無理可勝訴，無錢有理則送命的極好例證。無錢無勢，成了窮苦百姓打官司的一個天大的難題，一道很難逾越的關卡。古代法律曾有關於“慎刑”的各種規定，但在封建專製年代，這一規定往往很難實現，而非法刑訊卻常常得以惡性發展。中國古代的司法製度，口供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據，刑訊被確認為取得口供的合法手段，這就必然造成無數冤獄。曾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發生在清朝光緒年間，浙江餘杭縣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因得罪了縣知事的兒子，而遭其陷害。縣知事的兒子買通衙門，將楊乃武、小白菜拘押，加以嚴刑拷打。屈打成招後，縣衙門依其招供，認定他們通奸並謀害小白菜親夫葛品連，並據此判處死刑。又如元代雜劇作品《竇娥冤》，敘述長安書生竇天章一貧如洗，為還蔡婆婆四十兩銀子，隻得用女兒瑞雲抵債，給蔡家當童養媳。瑞雲到蔡家後改名竇娥，與蔡婆婆之子成親不到兩年即守寡。蔡婆婆因討債遇害，被流氓無賴張驢兒父子救下。張驢兒父子以此為條件，逼迫蔡家孤婆寡媳嫁給他們，遭到竇娥的拒絕。張驢兒便設計毒害蔡婆婆，結果反毒死其父，於是便誣告是竇娥所為。竇娥不服，同張驢兒一道見官。貪官酷吏楚州太守桃杌，貪贓枉法，大棍拷打竇娥婆媳，竇娥不忍婆婆受刑，便含冤招認，而被判處斬首。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在各種刑具之下，成了屈死冤魂。曆史上除了以刑訊逼供製造冤案外，由於執法官吏自以為是，輕率臆斷，草菅人命的冤獄，也不勝枚舉。有名的“十五貫案”便是一例。南宋年間，浙江杭州鄉民劉貴，娶妻王氏，納妾陳氏。一日，劉貴攜妻去王家給嶽父賀壽，嶽父見女婿家境貧寒，就取出十五貫錢，讓他做點小生意養家度日。嶽父留女兒暫住，劉貴一人回家，半路遇見朋友聚在一起飲酒，大醉而歸。妾陳氏見劉貴帶回這麼多錢，就詢問其來處，劉貴對陳氏戲稱是因家中貧窮而將她租給旁人，得到租錢十五貫，明日便要將她送走。隨後，倒頭入睡。陳氏聽後想把此事告知父母，就到領導朱三老家中，訴說心中的不快，並寄訴於朱家，於次日清晨上路。恰逢當夜有盜賊摸入劉貴家中，竊走十五貫錢，劉貴驚醒起身追趕，被盜賊殺死。次日，被鄰居發現，朱三老又說出陳氏昨夜借宿之事。於是眾人分頭追尋。陳氏趕路疲勞，巧遇熟人崔寧進城賣絲返回，亦得錢十五貫。二人坐在路邊歇息。眾人追趕至此，見狀便將二人扭送官府，指控崔寧與陳氏有奸情，故而殺死劉貴，盜取錢財之後一同逃走，並以崔寧帶的十五貫錢為憑證。崔寧、陳氏連呼冤枉，再三陳情，執法官自以為是，充耳不聞，執意將崔、陳二人判處斬首。直到數年後，由於偶然的機會，劉貴之妻王氏得到線索，才找到真凶，崔、陳二人才得以冤情大白。但畢竟人死不能複生，冤案已經鑄成。此案後來由清初戲劇家朱素臣寫成傳奇劇本《十五貫》，流傳至今，成了執法官吏草菅人命的鐵證。在封建時代，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可以置法律於不顧，隨意用刑，肆行誅戮，這就是法外用刑。法外用刑是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眾所周知的文字獄，就是法外用刑的例子。文字獄自古有之。凡因文字著述而被統治者羅織罪名鍛煉成獄者，史稱文字獄。如明代有個和尚作了一首詩，內有“熱時無處可乘涼”，“愛開窗戶不燒香”句，本無他意。明太祖卻懷疑其詩“熱時無處可乘涼”是影射他“刑法太嚴”，“不燒香”是說他怕別人議論而采取屠殺政策“不肯為善”，就將這個和尚治罪。文字獄以清代為最甚。自順治開始，中經康熙、雍正，止於乾隆，延續四朝，曆時一百四十餘年。這一時期，清朝實行了曆史上空前嚴峻的文化高壓政策。所謂文字獄，就是這一高壓政策的具體體現。莊廷的《明史》案，即為突出的一例。順治、康熙年間，浙江莊廷召集學人編輯《明史》，稱努爾哈赤為建州都督，且不書清帝年號，而書隆武、永曆等南明年號。他在自己所補編的崇禎朝曆史中，亦有攻擊滿人之辭。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此事被歸安縣知縣吳之榮告發。當時莊廷已死，清廷便下令開棺焚屍，他的弟弟及弟之子孫，凡十五歲以上的均被斬首，為莊書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淩遲處死。此案牽涉到的刻匠、刷匠及藏書者，甚至事先未發覺的地方官府共七十餘人，也都被誅戮。清代的文字獄案舉不勝舉，且多是荒唐絕倫，純屬無中生有。在動輒就以文字、言論治罪的恐怖統治下，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天下形成了萬馬齊喑、危機四伏的局麵。在我國，像這樣有曆史記載的冤案俯拾皆是。它暴露了封建專製統治的黑暗和腐敗，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在封建社會裏有冤無處伸的悲苦遭遇。正因為如此，老百姓才會對曆史上的清官如包拯、況鍾、海瑞等倍加讚頌。新中國的誕生，打碎了封建的國家機器，廢除了封建專製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