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的田納西州曾投資1.16億美元建一處名叫“特裏哥壩”的水壩，當施工進入關鍵階段時，忽接美國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這兒生活著一種體長不過三英寸的蝸鱸（北美淡水魚，體小，需在淺而湍急的水中產卵）。其後，“瀕危物種委員會”也對該工程加以阻止……眼瞅著這座已具雛形的龐然大物，其時的田納西州長歎道：“這等於給世上最小的魚建造了最大的紀念碑！”
三寸——1.6億，怎樣的懸殊比例，怎樣的不可思議！
這是大地的勝利。
一切取決於人的素質，大地喂養出的人的素質。
一群古樹挫敗了一條現代地鐵線，一尾三寸小魚掀翻了一座超級水壩……我們身邊會發生這等事嗎？
我常常抑製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沒有當年那場大規模的舊城改造，而是像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設計的那樣：完整地保留舊貌，另辟新城……今日北京會是一番什麼氣象？據說，當年梁先生將提案遞呈後，得到了這樣的喝斥：“誰要是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他的黨籍！”顯然，問題是不可討論的。正是這種“不可討論”性，使得幾十年來知識者早早養成了沉默的習慣，使我們在和平時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輝煌城池。至今，偌大華夏竟無一座古城是以“城”的建製保護下來的，所謂的古跡，隻是稀稀拉拉的“點”，鋪不成“麵”，構不成“群”。
“拆掉北京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一塊肉。扒掉北京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一層皮！”正像徽因墓在中被鐵砣砸得稀爛一樣，梁先生的慘叫又何嚐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識之哀鳴。
後來我又獲悉：“二戰”即將結束時，身在重慶的梁先生，曾寫信給美軍有關人士，望其轟炸日本本土時，能對奈良和京都兩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這封信，更不知這一外國人的請求是否被采納，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沒有梁先生這些人類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們的世界與生活會破敗成什麼樣子？而他們本人的命運及那些諍言的遭遇，實乃文明的遭遇和知識的命運。
籠文化和望鳥鏡
同胞在其旅行見聞中留下一細節：在歐洲的一些公園，常見一種架在草坪上的望遠鏡，開始不懂，一打聽，方知是為觀鳥而設，它們準確的名字叫“望鳥鏡”，貼上去，遊客能仔細欣賞遠處樹上的一舉一動，對鳥雀卻毫無驚擾……
“望鳥鏡”，一個多麼柔情和詩意的詞兒啊，那距離多麼美，多麼溫暖和恬靜，多麼沁人心脾！
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何以沒誕生如此“遙望”的衝動呢？我想起了身邊的另一番景象：花鳥魚蟲市場，寓翁閑叟們的膝下，太極晨練的路邊，隨處可見一種國粹——鳥籠，一盞盞材質優良、工藝精湛的“小號”。
有多少盞這樣的“小號”，便意味著有多少雙翅膀從天空中被裁剪下來，被折疊成椅子，隻能坐，不能飛。
我們發明的是柵欄，是囚牢。我們總喜歡把愛變成虐，把擁有變成占有，把“吻”變成“咬”。
讀過一組故事：在澳洲，為保護某地生態，當局竟不惜斥巨資，在一條高速公路上留出了眾多的橫向路帶，目的是方便動物能像過去一樣自由穿梭……有對誌願者夫婦，為拯救一條被魚網困住的白鯊，竟冒著生命危險，跳下海，親手去解繩扣……在紐約一次火災中，消防員理查？麥托尼解下自己的輸氧器，為一隻被濃煙嗆昏的貓輸氧，以挽救它的生命……一位女科學家，為考察和保護非洲獅，在原始森林中風餐露宿，曆時二十餘年，直至去世……
這和我們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鯊魚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其實這區別，也正是“望鳥鏡”與“鳥籠”的距離。
還有更讓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對遊客在武漢森林野生動物園乘車遊覽，嬉戲中，一隻兩歲的小獅子突然將利爪探進車窗，抓傷了她們。20日，動物園向市林業公安處提出申請，要求擊斃這隻闖禍的小畜生。後經當地市民的再三抗議，園方才撤回死刑起訴，改判“無期徒刑”。從此，這隻小獅子將在鐵籠裏孤獨餘生，永不能再和夥伴一起過群居和放養生活。
顯然在萬物之尊的人眼裏，它是有罪的，因為它對人產生了敵意，並製造了傷害。但我不禁要問：到底誰先有罪？誰先侵犯了對方權益？誰先發動了挑釁和攻擊？在動物的道德法庭上，人類難道不已被審判過億萬次了嗎？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理念，此刻，它根本不該出現在人類的車窗前，它的位置應是非洲大草原，這應該是它隨母親散步、和兄弟姊妹玩耍的時刻……
是誰剝奪了其自由和天倫之樂？是誰把它發配到了與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毀滅其家園，屠殺其父母，剝奪其自由，如今卻喝斥起它的過失來了，公平嗎？
更讓人疑惑的是，有識之士不大聲疾呼要恢複動物的野外生存能力嗎？不正為野獸不野而憂心忡忡、寢食不安嗎？為何現在卻要對一隻偶露崢嶸的小獸怒目相向、睚齜必報？莫非希望獸中王像叭兒狗一樣俯首貼耳？
我替這隻小獅子難過，更為自己的同類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種內，一個生命殺害自己的同類，比如一個人殺害另一人，甚至一隻狼咬死另一隻狼——無疑皆被視為犯罪和不道德，哪怕動物間的自相殘殺，也會激起人心理上的強烈厭惡。那麼，不同物類之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