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訪者中有位叫辛格的老人，當年他和兄弟把家族中的十七名女人和兒童全部殺死。他說：“有什麼可害怕的呢？可怕的是蒙受恥辱。如果她們被穆斯林抓去，我們的榮譽，她們的榮譽就都完了……如果你覺得自豪，就不會害怕了。”屠殺的方法有服毒、焚燒、刀砍、繩勒等。在錫克族的一個村子，九十名女人集體投井，僅三人幸存。一位叫考爾的幸存者回憶：“我們大家都跳進了井裏，我也跳了進去，帶著我的孩子……井太滿，我們沒法淹死。”讀到這，我驚出一身冷汗，世上竟有一種叫“謀殺”的愛？死，反倒成了一種救贖、一種恩惠？
據說，那口井太慘烈太著名，連印度總理尼赫魯都曾去探視。
對於那些親手殺戮親人的男子來說，即使事情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他們也不為當年的事有一絲愧疚，反倍感自豪，對妻子姐妹毅然領死而充滿讚美之情。
幾十年後，許多被擄的婦女大難不死返回故裏，迎接她們的第一句話竟是：“為什麼回來？你死了會更好點兒。”
作者分析說：“不論印度教、回教還是錫克教，都把女性的母親角色和生殖功能聯係於民族國家大業的開展，聯係於傳統的維護。女人身體成為民族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男人集體的財產、反殖民抗爭的工具。”
其實，女體成為男性決鬥的戰場，成為民族拱衛的領土，這種情況在人類曆史上已成普遍事實。隻不過愈是宗教形態強硬的地區，愈發變本加厲而已，為澆固教旨的尊嚴和民族性的純粹，往往競相在對婦女的約束上下功夫，對女性形象和操守的約定與禁忌，總遠大於對男人的要求。比如在阿富汗塔裏班的統治下，女性被剝奪了受教育和參與公共活動的所有權利，身體終日被裹在水泄不通的長袍裏，隻許露一雙眼睛——這種對女體的超強重視，這種監獄般的嚴密“保護”與封鎖，其實昭示了一種對宗教母本的捍守決心，一種對外來文化窺視的嚴格防範，一種充滿敵意的警告與斷然喝斥。
你甚至很難說清楚，這究竟算一種護愛，還是一種刻意的虐待？
由於女性天然的生理構造、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為中的被壓迫性和受侵略性，使女體艱難地擔負起宗族的繁衍、榮辱、盈虧、尊嚴、純潔、忠誠等符號學意義，女體成了一種特殊的的文化隱喻，人們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重的價值想象和曆史記憶：政治的、倫理的、民俗的、宗族的、甚至經濟學的……於是就產生了一種奇怪現象：古老的民俗特點似乎總能在婦女身上得以頑強的保留和延伸。乃至在現代社會學和旅遊業中，婦女無形中竟成了最大的文化看點之一。
於女人而言，這些超常重視帶來的往往是“不堪承受之重”，平常日子裏，意味著身心禁錮，而特殊時期則意味著災難。尤其當宗教火拚和異族戰事發生，女性身體更首當其衝，淪為雙方的戰場和爭奪的戰利品——因為自己的重視，也勢必會引起對方的重視。“當兩陣敵對衝突時，爭相糟蹋和*對方的女人，成為征服、淩辱對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關於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亞）這在近年的波黑戰爭和科索沃*中都表現得極充分。
所以，戰亂中的女人最不幸。文明與曆史的犧牲，很大程度上沉澱為女性的犧牲。*最大的代價、最凶猛、最決絕和陰暗的部分，往往以落實到女性身上為終結。勝利往往隻是男人的勝利，而不會給女人帶來多大輕鬆。日本侵略戰爭過去了那麼多年，但“慰安婦”問題直到今天，仍是籠罩受害國的一塊濃得化不開的陰霾：毀損的國土、被掠的資源、陣亡的生命，皆可不要賠償，但被侮辱的女性身體，卻需討一個說法……或許在我們眼裏，戰爭最大的毀壞，即對女性身體的占領，最難愈合的創傷，即女性體內的隱痛。
這種對女體過度的利益想象和價值負荷，即使在理性發達的西歐，也很難例外。二戰後，在法國或意大利，人們竟自發組織起來，對那些與納粹軍人或德國僑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懲罰，將之剃光頭，令其抱著“孽子”上街*，隨意羞辱甚至殺戮……即使對德軍俘虜，也沒這般態度。可假如“占領”異國女子的事發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譴責，反被捧為英雄……為什麼？難道是女性在生理構造上的隱秘性和凹陷性，較之男性肉體，更易使人產生“不潔”的聯想？
不管怎樣，我對所謂“女性解放”時代的到來並不樂觀。隻要對男女肉體的審視態度上仍存在雙重標準，隻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隻要繼續對女性肉體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義和“領土”屬性——“潔癖”就會繼續充當女性最大的殺手。
（2002年）
打撈悲劇中的“個”
死亡印象
1995年的《東方》雜誌曾刊登了一篇猶太裔漢學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博物館的光照之外》，文章認為，我們今天常說納粹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殺了三十萬人，實際上以數字和術語的方式把大屠殺給抽象化了。他說：“抽象是記憶最瘋狂的敵人。它殺死記憶，因為抽象鼓吹拉開距離並且常常讚許淡漠。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牢記在心的是：大屠殺意味著的不是六百萬這個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隻有這樣，大屠殺的意義才是可以理解的。”讀到這，我的心怦怦踉蹌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