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應了那句話：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殺人者的底氣就是這樣來的。
恐怖的“美德。”
人是否有權為一個遠大目標或“造福人類”而殺人？
稍稍瀏覽一下那些“偉人”傳記便發現，他們的青年時代，和小說主人公有著多麼相似的使徒氣質和拯世心理：同樣的憤世疾俗、磨刀霍霍；同樣的拒絕平庸、激烈尖銳；同樣的“舍我其誰”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同樣的獻身於“人類整體”之豪邁……
任一種“主義”，都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破解了人類曆史的方程和密碼，都自覺為公意代表、良知化身，心理上早就有了道德優越和不容商榷的霸道……於是在行動上，也總試圖用自己的原則和尺度占領世界，以自己的標準改造或消滅別的標準。
自以為正確——這就是“主義”的力量。
他們堅韌，也可能殘忍。他們不計私利，也蔑視他者利益。他們不懼犧牲，也不吝惜大眾的犧牲。像戈培爾，連恨之如骨的人也認定“他不是利己主義者，更非膽小鬼”，他不僅自己陪帝國殉葬，還要求親屬獻身，妻子也認為兒女“根本不值得活在繼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之後的世界上。”
再比如“紅色羅賓漢”——切·格瓦拉。他在《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道：“和平年代的任務就是要把戰場的革命激情灌輸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整個社會變成一所軍營！”他斷定“新人”就在遊擊隊員中間，惟戰爭才能讓人恢複純潔關係，消除利己本能。“我們的自由隨著不斷的犧牲而膨脹，這種自由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他憎惡一切物質享受，個人生活更儉樸到極點……最終，他受不了“和平”的折磨，潛入南美叢林打遊擊去了。“紅色羅賓漢”雖已去多年，但其亡魂仍在風靡流浪，前幾年襲擊日本駐秘魯使館劫持人質的阿馬魯遊擊隊，就自稱“格瓦拉”信徒。
精神暴力——尤其政治的“主義”暴力，我們常把它簡單地想象成荒誕與虛妄，而忽視了其“令人鼓舞”的誘惑和“真理”式的閃光。比如今天，我們毫不懷疑希特勒的瘋狂，但誰還記得他竟不是憑槍杆子——而是踩著老百姓的選票扶梯一步步登基的呢？誰還記得納粹黨竟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呢？當年又有幾個德國人指控過其荒謬？所以，後世的清醒不等於當代的迷狂，現世所有的明智，都享用了時間的利息。
任何人都無權讓別人歸屬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簡單：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遺憾的是，連開創《*宣言》的法國精英們，也用鮮血對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嬰兒。羅伯斯庇爾在殺人演講中頻率最高的三個詞是：“美德、主權、人民”。其名言是：“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沒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存不存在恐怖的美德和美德的恐怖？或者說，殺人的正義和正義的殺人？
坦率地說，我們很難消化這樣的“複合”概念。恐怖是一種粗野的反生命力量，美德是一種溫煦的支持生命的品質。而在所有美德中，崇尚自由應首當其衝，何以設想一種剝奪自由的美德呢？何以設想一種消滅異己的正義呢？
將教旨情結引入政治領域和製度操作，對一切現象和人都提出自己的道德訴求，正是法國雅各賓派殺人無悔的淵藪。若認為自己的意誌就是法律，若認為暴力也算得上美德，那隻會出現一種景象：血，無辜者的血！恐怖，循環的恐怖乃至無窮！
小說結尾，在西伯利亞服刑時，主人公病中做了個夢，夢見一場瘟疫帶來的世界末日：“染病者自以為絕頂聰明和隻有他才堅持真理，認為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可動搖，也是前所未有……一座座城市裏，整天警鍾長鳴，大家被召集一起，誰在召集、為何召集，卻無人知曉……人們三五成群，嘯聚一起商量著什麼，並發誓永不分離——但立刻，他們又在做與剛才許諾完全不同的事，互相指責，大打出手。熊熊大火，餓蜉遍野，一切人和一切東西都在毀滅……”
與其說沉屙之夢，不如說是陀氏留給二十世紀最偉大和殘酷的預言。半世紀後，這場夢魘毫厘不差地在地球上演了。包括主人公的祖國。
兩種殺人後果
對日常小人物的犯罪，設一張審判桌就成了。
而像一個國家殺死另一國家、一個主義殺死另一主義、一個信仰殺死另一信仰、一個階級殺死另一階級、無神論殺死有神論或有神論殺死無神論……這等龐大的曆史公案，辨識與審理起來就難得多。
同樣奪人性命，但操作方式和殺人名義不同、凶手的權能和暴力解說詞不同，結果也就不一樣了。
先說日常小人物——
現實中不乏這樣的例子：當一個人身陷逆境，被某種惡勢力（比如地痞流氓、官匪惡霸）逼得走頭無路、又告發無門時，怎麼辦？若孤注一擲自行了斷，比如將對方殺死，那就成了法律之敵；而忍耐下去，隻能淪為惡的犧牲品……若逢革命年代，倒可以像當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樣以泄惡氣，但和平年代則不同了。現實的法律（即使它本質上是清潔的）往往很難及時介入，隻能被動地靜待、旁觀，對惡的懲處往往要等對方充分發育和膨脹——並有了嚴重的受害者之後，它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