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寫給請願學生的，請願學生對於自己幹過的事情豈有不知道的道理，為什麼要把這些事記敘在裏頭呢？回答是這樣：第一，作者要告訴學生的是她的感想，但是單寫感想，就讓人覺得突兀，沒有根據，所以非把引起感想的逐件逐件的事記敘明白不可——發揮感想是主，記敘事件是賓。第二，這回準備到南京去的學生有幾千人，有許多事件隻有少數人知道，多數人未必知道（譬如一位女士捐五塊錢給幾個同學，幾個同學拒絕受錢，這一件事，幾千人就未必個個知道），現在記敘在這封公開信裏，就能讓大家都知道了。第三，公開信的讀者，除了受信人請願學生以外，還有非請願學生的全國大眾，把眼見耳聞的種種情形記敘在信裏頭，就是對全國大眾盡了報告的責任。
寫這樣的一封信，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態度。激昂慷慨，感情激發，甚而至於謾罵：這是一種態度。敘事說理，完全理智，像法官下判詞那樣嚴謹：這是一種態度。並不遏抑感情，但是也不讓感情過分放縱，對於該受責備的人給他責備，但責備裏頭含有寬恕的心情和深切的期望：這又是一種態度。讀者試看作者寫這一封信取的是哪一種態度？想來誰都可以看得出，她取的是最後一種態度。咱們不能說最後一種態度是正當，其他兩種態度都不行。因為動筆寫文章，同開口說話一樣，得看作者當時的心情和那事件的關係，要罵的時候自然不妨罵，該嚴謹的時候也不必故意做得不嚴謹，這都是所謂“求誠”，是寫作者的基本品德。可是取了最後一種態度寫出來的文章，它的力量比較深厚，教人家看了之後還要去細辨那沒有說盡的意思，因而受它感動。這情形好比用“文火”燉，裏麵同外麵一樣地酥軟，不像用“烈火”炒的東西那樣，外熟裏不熟。咱們讀了這一封信就有這麼一種感覺：隻覺得作者懷著一顆熱烈的心，那心的跳動決不比請願學生弱一分一毫，但是她卻把它按捺住了，隻用一些平淡的語言表達出來；語言越平淡，越是耐人尋味，於是使我們受到了深切的感動。
這裏摘錄的兩節，一節記敘一位女士捐贈五塊錢，一節記敘請願學生修路開車，如果要加上誇張的形容，是有許多話可以說的。可是作者並不加上誇張的形容，單隻按照事實寫下來，因為事實本身就是頂動人的資料，再加上形容反而見得多餘了。我們讀到“學生詢問她姓氏，堅不肯說。再三的問，僅雲：‘我是參加五四運動的一份子。’她就跑開了”以及“你們有了軌道沒有螺絲釘，你們赤了腳在冰一般冷的水泥溝裏去尋螺絲釘，尋著一個是一個。你們大家出力的結果，畢竟把很長的軌道修好了”誰能不引起深長的感想？再看作者抒發她的感想的部分。在前一節的“二”項裏，她說“現在袞袞諸公中有很多人都參加過‘五四’運動、‘三一八’運動、‘五卅’慘案的，希望他們趕快站起來和現在的學生攜手，一致參加救國運動”。希望他們站起來，可見他們還沒有站起來。還沒有站起來而不加責備，隻希望他們趕快站起來，這就是寬恕。所謂“他們”看見了，大概會感到慚愧，因而想站起來振作一下的。在後一節裏，“那班拆毀軌道拋掉螺絲釘的苦力們對你們真應該受良心的責備，然而他們也不過‘服從命令’而已”。這又是寬恕。作者哪裏真要責備那班苦力呢？不想責備苦力而終於責備了苦力，責備之後又為他們開脫，說他們也不過“服從命令”而已：這使真該受責備而並沒受到責備的人看了之後，將要羞愧萬分，無地自容。她的所以如此，無非因為對於所謂“他們”和那些真該受責備的人懷著深切的期望：她要他們從感愧轉到奮發，不再作救國運動的障礙，而和現在的學生攜手，一致努力於爭求民族解放的工作。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５日，刊《新少年》１卷４期。
原題《俞慶棠的＜寫給上海學生請願團的一封公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