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納斯特?林格倫認為，電影可以成為“為了激動人的感情而激動人的感情，也就是說僅僅為了使人愉快而激動人的感情”的“娛樂”手段；成為“不是為了立即滿足人們的感情，而是要把人們的感情帶進現實生活中去起作用”的“宣傳”手段；也可以成為“隻能表現藝術創作者個人的經曆和觀點”的“真正的藝術”166。雖然對電影藝術的這種概念界定和價值判斷還有商榷的餘地，但他闡明了一個事實：電影在功能上存在類的分野：娛樂、藝術、教化。大體上看來，喜劇片基本是為娛樂的，一般不太關注現實，多用塑造小人物幽默諧謔的喜劇格調來編織溫馨美好的故事情節，用以慰藉現實中的大眾。馮小剛對於賀歲影片的定位雖然限製在製造娛樂的概念中，但他對所拍的電影亦有“很強的激情和表現欲”167，希望能表現出自己對於現實的想法，因此，馮氏賀歲片在製造喜劇情節的同時，也沒有刻意回避現實，而是自然而然地描述普通人的夢想和煩惱。從普通人的視角出發，去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將內容“扣在普通人的夢想、普通人的煩惱上”168正如文森特·莫斯可指出的：“文化是大眾的，它應當反映各類社會角色的需要和願望。”169馮小剛的賀歲片巧妙地抓住了觀眾心理，用喜劇的方式去滿足由於“個人在社會資源方麵的缺乏”而導致的心理需要，當然，“這裏的社會資源包括配偶與家庭、朋友、所屬群體、社會身份、地位和權力等等。”170如：光棍想娶妻、漂泊者對家的渴望、母親想要孩子、盜賊想要更多的錢，這些影片中的瑣事，恰恰也是現實生活中共通的渴求，也是普通人的潛在心理期待，馮小剛將視點轉向容易被忽略的群體，並給他們一個美好幸福的結局，事實上，可以被視為對現實創傷者的安慰和鼓勵。
馮氏賀歲片的男主人公展示更多的是小人物，這些人物既有世俗的一麵，也有高尚的操守，可謂平民英雄。他們一般表現為：世故不油滑，奮鬥不投機，詼諧幽默又具紳士風度。如《甲方乙方》中的小演員姚遠、《不見不散》中的漂泊者劉元、《沒完沒了》中的司機韓冬、《大腕》中的臨時攝影師尤尤、《天下無賊》中的火車竊賊王薄，他們雖都是普通人，甚至有一些性格缺點（喜歡調侃，莽莽撞撞，好耍小聰明），但其人格總體上可以說是令人欽佩的（誠實、守諾、堅強、善良、樂於助人）。這種普通人物的理想化塑造，更容易贏得廣大觀眾的認同。因為他們就是受眾自我的影子——攝影機的視點與觀影者的視點的合一使電影受眾的眼睛“跟劇中人物的眼睛合而為一，於是雙方的思想感情就也合而為一了”171。這種視角，能夠引起大眾的同情心和共鳴，他們通過熒幕上虛構的情節看到自己的生活，把片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當成這個時代的生活事實加以接受。被賦予了平凡大眾人格理想的平民英雄，和觀眾一樣，承受著生活的不如意，經受的艱辛、苦悶和焦慮是一樣的，這就使得影片整體上體現出一種人文關懷，具有充分的平民性。
馮小剛選擇市民題材，反映小人物的生活，用平民化的視點去觀照社會現實，與他小時候的生活經曆息息相關。他從小家裏生活條件不太好，很多年都是在兩戶人擠一個單元的環境中生活，因此，馮小剛喜歡琢磨市民生活中一些雞毛蒜皮的平常事。他認為，與社會生活中的很多大事比起來，漲工資、分房子是小事，但如果把這些事都放在一個普通人成長的經曆中，卻是與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大事。“比如讓我拍王侯將相、達官顯貴，我覺得可以拍，但一定拍不精彩。我不能和他們產生共同呼吸。……當拍城市裏的普通市民生活時，我的腦子一下就展開了。……我有大量的生活經驗補充進去。另外我們確實有這樣的能力，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生活戲劇化。”172正因如此，馮小剛能貼近普通人的生活，體會普通人的煩憂，便能“從故事、情節的離譜中大大方方地掏摳凡夫俗子普通老百姓內心隱藏的念想”173。他的電影，用瑣碎的生活小事作為敘事的表象，用平民化的視點去直接抒寫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能夠激起受眾的共鳴，體味普通人生活中被忽視的樂趣。
敘事主體的草根化
“草根”源自英文“grassroots”，其意思有群眾的、基層的和鄉村地區的，現在通常指涉為社會學上的意義，即“基層民眾”，象征著民眾精神，甚至稍微帶著點兒頑固的人性弱點，卻具有極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和獨立性，因此成為一種典型的群體類型。草根作為大眾的代名詞，把社會“無名階層”的特征集於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