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人文學術即國學，始終將學術與人格境界融為一體，充滿著人文情懷，不同於西方自古希臘起就形成的學術觀念，後者注重學術的工具性，而中國學術探索如何與天地之道、社會人生的結合，追求學術中真善美境界的融合，從亞裏士多德與孔子學術價值觀的比較中，便可以見出這一點來。亞裏士多德倡導學術的工具性，而孔子教育學生時卻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說：“士，誌於道”；《禮記·中庸》提出學習的境界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明代東林黨人顧憲成提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是這種讀書求學與天下之事相關聯的學術價值觀的體現。真正的學問，往往是在這種情懷熏陶下形成，並且通過個體人格的堅毅實踐來造就的。在這一講中，我們通過對於幾位近代國學大師人文情懷的介紹，來探討國學的這一特點。
一、章太炎的漢語情結
章太炎是近代國學的宗師，他對於當代的國學思潮影響至大至深。因此，要談國學大師，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純正的清代學者的道路，他年少時在杭州西湖邊上的詁經精舍師從俞樾學習經學與小學。但近代風起雲湧的維新思潮與革命運動，促使他走出書齋，訣別俞樾。他將自己的學問與實踐結合起來，他的學生魯迅先生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若幹學術文章，並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宏獎光複，不廢講學”。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時，刊登《國學振興社廣告》，仿效日本一些學者用“一國固有之學問”來弘揚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國學講習班培養了許多國學大家。後來北京大學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壇，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製言》雜誌，培養國學人才。
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在此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為正統派大張其軍者，曰：餘杭章炳麟。”在晚清學界新舊交替之際，章太炎呼籲：
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誡人們，當此國運日危、文化轉型之時，光靠國學固然不足以立國，還要充分學習西學，但是國學不振而要振興中華卻是絕無可能的。
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中，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獲。他從漢語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點出發，論證國文的基礎是漢語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不同於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體係，這是卓有識見的。我們知道，漢字的單音獨體，造就了漢語寫作的聲律之美，同時，漢語的象形寫意的特點，使得漢語文章具備形象直觀、抒情言誌的價值觀念，是人格精神與審美精神的寄托與表達，通過“神”、“氣”、“音節”、“義法”等概念加以表述，與西方語言文章寫作有著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對小學的研究超越了傳統乾嘉樸學的樊籬，將小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將其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強調：“蓋小學者，國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故而“以為文學故訓，必當普教國人”。也就是說，以研究語言文字為中心的傳統小學，是研究漢語文化的出發點與基礎，倡導國學，首先要從小學入手。他自己的治學，由小學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已經超越了老師俞樾。他傑出的學術成就，也證明了這條治學路徑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論，提出一個“孳乳”的概念，他強調漢字不僅是工具，更是本體，是不可替代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現在中華民族語言的獨立性上。如果中華民族離開了這種安身立命的文字與語言，那就要崩潰。
在20世紀初“華夏雕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蕩滅舊貫”的中國，國學與西學的衝突異常激烈，學術界一些人士將漢語漢字作為舊的工具，急於在語言文字上與西方接軌。吳稚暉力推“萬國新語”，痛斥漢語文字“野蠻”、“無效率”；康有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萬音室”，對語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語言文字，出於人為耳，無體不可，但取易簡，便於交通者足矣，非如數學、律學、哲學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須也，故以刪汰其繁而劣者，同定於一為要義。”胡適的學生傅斯年則提出文字隻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僅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沒有絲毫作用嗎？我答道，是的，我實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僅僅是器具，所以隻要求個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時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代的社會裏，難道不自慚形穢嗎？……哼！這是國粹！這要保存！好個萬國無雙的美備文字！”這些說法難免有些激進與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