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井石根的“輕鬆”假麵很快被美國牧師拍攝的曆史膠片戳穿了。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在日軍攻占南京時留在南京城內，他目睹並用攝影機拍攝下了日軍的獸行，當這段一百零五分鍾的曆史影像作為證詞在法庭上播放時，世界震驚了，連現場的日本記者都連用三個“慘”字來形容，日本記者寫道“那一刻，令人戰栗不已”。
高文斌曾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助理檢察官，當年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時，他在搜尋材料中發現了兩名參與大屠殺的漏網戰犯，高文斌回憶：“一次，我在圖書館翻閱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張日本東京出版的《日日新聞》，這張報紙在1937年侵華日軍攻入南京後不久刊登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兩個日本軍官持刀而立，他們剛剛進行了一場殺人比賽，看誰砍中國人的頭多。”
高文斌立即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彙報，經調查審訊，兩名日軍少佐在向南京進攻時，相約進行殺人比賽，共斬殺中國軍民253人，兩個殺人狂魔被從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國軍事法庭執行槍決。
東京審判後期，遠東法庭圍繞著對戰犯是否判處死刑曾發生過分歧，11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國未受日軍蹂躪，不讚成對戰犯處死刑，中國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陳詞，力主嚴辦首惡，最終以六對五的微弱表決優勢，將7名日本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在法庭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審判書中，中國法官梅汝璈代表四萬萬受害的中國人民，寫下了十多萬字。他說：“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級戰犯，先後走上了東京“巢鴨”監獄內的絞刑台，他們是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鬆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軍民與日軍大小戰鬥16.5萬多次，殲敵150萬，占二戰日本陣亡人數的70%。與此同時，中國山河破碎，付出了無數生命和鮮血。蔣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記中寫道：“五十年以來最大之國恥與餘個人曆年所受之逼迫與侮辱，至此自可湔雪淨盡。”一些經曆南京日本投降儀式的中國官兵記得，這場儀式隻有15分鍾，但為了這短短的15分鍾，四萬萬中國人卻為此奮戰了整整14年。
事實上，日本許多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人沒有受到追究，在遠東軍事法庭起主導地位的美國，對日本文化、日本軍製缺乏了解。美國人在當時沒有理解日軍參謀的這種特殊作用，和日本軍隊（特別是陸軍）的“下克上”現象，而受其“政府管理軍隊，軍隊是職業軍人的集團”這種西方固定觀念的影響，在決定甲級戰犯時是以政府關係為主。因此與陸軍省有關的高級軍官（課長以上）幾乎全部是甲級戰犯嫌疑人。而參謀本部的有關人員卻幾乎沒有受到追究。還有不少證據被徹底銷毀，證人被封口。
1945年8月14日禦前會議決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後，陸軍軍部就命令下屬各部隊、教育機關、附屬機關銷毀一切機密文件，各部隊機關濃煙滾滾達數日之久。因此第一手證據極為缺乏，現在能看到的有關參謀本部的第一手資料，幾乎都是幾位反對擴大戰爭的參謀們偷偷留下來的。
日本人有一個抱團的習慣，而且日本陸軍除近衛師團以外，均為“鄉土聯隊”所組成。因此各地的“回鄉軍人會”之類的組織多如牛毛。而這些“回鄉軍人會”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時相同的層次構造，因此隻要軍官們下了“鉗口令”，就很難指望有人能出來說明事實。
絕大多數的軍人回到家鄉重新開始新生活。當然這裏麵也有各種各樣的人生，有像陸軍參謀出身的計政信那樣還是對政治對國事有著極大的興趣，甚至競選參議員的；也有像第8方麵軍司令官今村均大將（陸大27期首席）那樣，回鄉修一間“反省小屋”，終生在此屋反省戰爭罪行的；也有像瀨島龍三那樣投身商界，發揮參謀的才能，把一個原來很小的纖維商社，領導成一個榮踞日本五大綜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業。
還有一些職業的軍人，離開戰場就無法生活的軍人。他們在戰後還是一直在尋找戰場，亞洲到處都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國共內戰的時候，雙方都有舊日本軍人參戰。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的時候，蘇加諾手下也有兩千餘名日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