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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風刮過去了，孫大胡子也下台了。史文貴接到金彩鳳的信後，回到了史家莊。在北京期間，史文貴在聶文斌的幫助下到處給人做木匠活，打衣櫃、做沙發。由於他心靈手巧又吃苦耐勞，找他打家具的人越來越多。他掙了些錢，也受到了磨煉。
見麵時，彩鳳發現文貴變了——他的目光堅毅了，他的舉止老練了，他說起話來也大膽且果斷了。總之，他像一條走南闖北的漢子了。彩鳳心中不由得升起了許多感歎。
文貴除了還給彩鳳那80元錢之外，又給撂下了50塊錢。在那個年頭，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文貴並沒有在村裏久住，他帶上史廣生又去北京做木工活了。
孫秀蘭對丈夫的來去匆匆也有所抱怨，但她是個“嫁夫隨夫”的女人。她看不慣那些在家裏吆三喝四、在外邊出頭露麵的女人。她相信那句老話——驢駕轅，馬拉套，老娘們兒當家瞎胡鬧。她也是個容易滿足的女人。丈夫的幾句好話，丈夫留在家裏的人民幣，都使她感到自己是個幸福的女人。於是，文貴每年春天播完種就走，直到秋收才回來。家裏家外的事情都由秀蘭一個操持。
彩鳳的生活也變得更加單調了。成虎與銀花的出生使她整日忙個不停，因為她既要操持家務也要下地勞動。開始還有武貴與她分擔家務，後來武貴到縣農機廠當了工人，家裏的事情就都落在她一人肩上。
彩鳳的生活中唯一令她興奮的事情就是村裏成立小學校，她當上了民辦教師。她小時候就曾有過當老師的夢想。在多年的農村生活之後，走上講台無疑已成為她此生可以實現的最大願望。第一次給孩子們上課的前一天晚上，她久久不能入睡。雖然她講課的內容非常簡單，雖然她麵對的隻是十幾個早已熟識的孩子，雖然她已經把講課內容倒背如流，但是她仍然感到一種難以抑製的緊張。她生怕自己一站到講台上就把準備好的話忘光。
第一堂課順利地結束了，她那件新襯衫也被汗水濕透了！後來，隨著經驗的積累，她的講課越來越輕鬆，也越來越精彩。她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職業，她要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這工作之中。雖然她的工作在別人眼中——包括許多村民的眼中——並不怎麼重要，但是她認為其中凝聚了自己的生命！
生活就這樣簡單地重複著，直到有一天又發生了一件足以打破這平靜的事情——
那是春節前夕的一天下午，武貴急匆匆地從縣城趕回家來。一進門他就讓彩鳳準備些酒菜，說要請文貴過來喝酒。彩鳳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武貴和文貴除了逢年過節的家宴外，很少在一起喝酒。不過，她還是立刻炒了幾個菜。
武貴把文貴找來之後，兩人盤腿坐在裏屋炕上喝酒。彩鳳則在外屋帶著三個孩子吃飯。開始的時候，文貴和武貴在裏屋有說有笑。文貴說他在北京打家具掙錢的事，武貴則說他在農機廠幹活的事。後來，兩個人說話的聲音忽然變小了。彩鳳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隻知道大多數時間是武貴在講話。再後來，兩個人都沉默了。彩鳳怕兩人鬧別扭，就推門進去看了看。她發現兩個人在默默地喝酒，臉色都不太好看，她問：“你們倆咋的了？有啥事兒麼？”文貴沒有說話。武貴說：“沒啥事兒！你快出去看著孩子們吧！”彩鳳隻好退了出來。
彩鳳一邊坐在鍋台邊照看孩子吃飯，一邊注意聽屋裏的動靜。過了一會，屋裏那兩人又開始說話了。她仍然聽不清講話內容，但是從語調上來看，好像是武貴在求文貴幫忙。吃完飯之後，文貴心事重重地走了，連彩鳳跟他說話他都沒聽見。彩鳳問武貴找文貴有啥事，武貴說沒啥事。彩鳳問了幾遍，見武貴不願說，也就算了。她想，大概武貴有什麼事情要向文貴借錢吧。
春節過完之後不久，彩鳳忽然聽說文貴因為打傷他人而進了公安局。彩鳳覺得很奇怪。經過打聽，她得知文貴在一天晚上到城關鎮把一個人的腿骨打折了，是用木棍打的，而且這一切都是文貴主動向公安局自首的。
彩鳳認為文貴不是那種人，此中定有原因。而且很可能與武貴那天晚上與文貴的喝酒有關。她找到了秀蘭。開始秀蘭不願講，後來在彩鳳的追問下她才講出了事實真相——
那個人是武貴打傷的。他原以為自己的事情做得天衣無縫，不會被人查到，但是沒想到自己的工作證在打人時掉在了現場上。春節前夕，公安局的人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情況。當警察問他工作證時，他情急之下便編造了工作證讓他哥文貴借走的謊言。一方麵由於武貴當時是廠保衛科的副科長，和縣公安局的人比較熟悉，另一方麵由於這也不是什麼大案，所以公安局的人決定過完年再說。然而，武貴一下子慌了神。他好不容易弄到了“農轉工”的身份，又當上了副科長。一旦東窗事發，就算他不被判刑，這些身份也肯定保不住了。思來想去，他隻好去找文貴幫忙。他對文貴說，這不是什麼大事，如果文貴承擔下來，頂多關幾天拘留，賠錢的事由他解決；反正文貴是農民，也不怕什麼處分，再說這打架傷人也不是丟人現眼的事；可如果這事落在他武貴身上，那一切就都完了。武貴還提到了想當年冒險救文貴的事情。最後，文貴答應了。在去縣公安局自首之前，文貴把這事告訴了秀蘭，並囑咐秀蘭不許把真情告訴別人，包括彩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