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誌，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首先是在經濟領域，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製進行改革，開放也首先是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直接針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而對這一體製進行改革必然要涉及的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還是關於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係問題。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理論界的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即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亂和顛倒的理論問題重新恢複其正確的內涵。當時主要集中在從理論上論證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強調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要發揮價值規律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等。正確理論的恢複日益發揮著對實踐的積極作用，盡管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並沒有改變其基本框架，但是，必須遵循經濟規律的要求來進行經濟活動這一點已開始成為人們的共識，從而現實經濟活動也逐步納入了真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的發展軌道。這樣，在中國，開始自下而上地形成了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突破。中國農村改革之所以在這幾年中取得巨大的成功，其最主要的經驗有兩條：一是在農業經營方式上突破了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製的框框，即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二是農業的發展開始走上了商品經濟的軌道，充分發揮了客觀經濟規律對農業生產的調節作用，即國家按商品經濟的原則收購農副產品。
進入80年代初以後，隨著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城市改革也開始起步。城市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所涉及的是整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各個環節。而在當時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國有企業的問題，即不能再把國有企業當作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物，必須把企業當作獨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必須按照商品經濟的原則來處理國家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係。這樣，商品經濟關係也就成為整個社會的基本經濟關係。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的起步，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再束縛於傳統的經濟理論顯然是不能適應實踐發展的需要。而理論發展的焦點，集中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問題上。即商品經濟是否能夠與社會主義相統一，商品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社會主義實行商品經濟是出於不得已，還是商品經濟內在於現階段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之中，等等。這些問題必須要從理論上給予回答，以使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有明確的方向，使改革的實踐能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
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經濟理論上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認識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係。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在這一問題上實現了第一次理論創新，即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這一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論證了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因而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可以跳過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而直接進入產品經濟階段。但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並不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即現實社會主義建立的客觀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條件有著重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忽視了客觀條件的限製，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顧客觀條件是否具備，總認為產品經濟更優越於商品經濟，這勢必導致在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總是千方百計地限製商品經濟的發展，擴大產品經濟的範圍，並把這一點既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又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
然而，無論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都證明這種否定商品經濟，推崇產品經濟的做法是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目標的。中國共產黨確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從根本上改變了認為社會主義可以直接進入產品經濟發展階段的傳統看法，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認識回到了現實。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形態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社會主義隻有通過商品經濟這一形式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