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福建某貧窮的鄉村裏，住了兄弟兩人。他們忍受不了窮困的環境，便決定離開家鄉，到海外去謀發展。
大哥似乎幸運些，他被奴隸般賣到了富庶的舊金山，弟弟則被賣到比中國更窮困的菲律賓。
四十年後，兄弟倆又幸運地聚在一起。現在他們已今非昔比了，做哥哥的，在舊金山開了間中式餐館和一個雜貨鋪，子孫滿堂，而且下一代也能自食其力了。
弟弟呢？居然成了一位享譽世界的銀行家，擁有東南亞相當分量的山林、橡膠園和銀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他們都成功了。但為什麼兄弟兩人在事業上的成就，卻有如此的差別呢？
哥哥說，我們中國人到白人的社會，既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才幹，惟有用一雙手煮飯給白人吃，為他們洗衣服。總之，白人不肯做的工作，我們華人統統頂上了，生活是沒有問題的，但事業卻不敢奢望了。比如我的子孫，書雖然讀得不少，也不敢妄想，惟有安安分分地去擔當一些中層的技術性工作來謀生。至於要進入上層的白人社會，相信很難辦到。
看見弟弟這般成功，做哥哥的，不免羨慕弟弟的幸福。弟弟卻說，幸運是沒有的，但我心中一直有個一定要幹出個名堂來的信念，我們有力氣，也有頭腦，總有一天會成功。初來菲律賓的時候也做些低賤的工作，但發現當地的人比較懶惰，於是便頂下他們放棄的事業，慢慢地不斷收購和擴張，生意便逐漸做大了。
事在人為，和運氣、環境等外界因素都沒有必然的聯係。如果一個人隻以基本的生活保障為理想，到了這一步時，他以為這已是階梯的盡頭，就失去了向上的動力。而雄心勃勃，一直想把整個世界掌控在自己手裏的人，眼睛總盯著更高的地方，步子也就邁得更快。
黎錦熙是我國著名的國學大師。民國頭十年他在湖南辦報，當時幫他謄寫文稿的有兩個人。
第一個抄寫員沉默寡言，隻是老老實實地抄寫文稿，錯字別字也照抄不誤，後來這個人一直默默無聞。
第二個抄寫員則非常認真，對每份文稿都先進行仔細地檢查然後才抄寫，遇到錯字病句都要改正過來。後來，這個抄寫員寫了一首歌詞，經聶耳譜曲後命名為《義勇軍進行曲》。他就是田漢。
愛默生曾經說過：“哲學家論人之偉大在於寡欲，但是，一間茅舍、一把炒豆，真的能教人對自己滿意嗎？”我們應該勇於追求更好的職業、更好的待遇、更平等的關係。“當你伸手去摘星星的時候，也許一顆也摘不到，但至少你不會抓一手泥。”
一個人的身價，不僅僅代表著金錢的多少，更關鍵的是他對自己身份的理解和認識。如果我們說一些人之所以沒有成功是他們甘心於卑微，相信馬上會有人站出來反駁這個觀點：在這個世界上有誰不願意成功呢？而事實恰恰是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把自己劃入了失敗者的陣營裏。比如在一個葡萄園裏，有許多工人為農場主摘葡萄，這裏麵，有的人懶惰，有的人勤奮。懶人們自然是得過且過，隻要還能吃飽，晚上還有睡覺的地方，他們對多摘兩筐少摘兩筐並不在乎；勤奮的人就不同，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多摘葡萄，多掙錢，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表麵看來，後者的想法很負責任，應當讚揚，可是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被他們忽略了：我有沒有可能通過奮鬥，也擁有一座自己的葡萄園？
當大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時候，日後身價的高低，要由實力的強弱來決定，而對於有心人，隨時隨地都可以磨練自己的能力。當你把眼前的工作當成一種培訓的時候，心情立刻會敞亮起來，學習和生計，就可以由此統一。對於那些從來沒有認真地規劃過自己的人生大計的人來說，應當這樣提示自己：我學習，我進步，我將要成功。
因為生計所迫，李嘉誠14歲輟學回家，在港島的春茗茶樓當堂倌。
李嘉誠除了購買舊課本進行自學，掌握一些文化知識外，也不忘在生活中時刻汲取有用的東西。茶樓是一個濃縮的小社會，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聽茶客們談古論今，散布各種消息，李嘉誠從中了解了許多事情。
然而，李嘉誠並沒有在這紛紜變幻的世界裏迷失自己，他在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的同時，又額外增加了兩門必修課：
第一，時刻揣摩茶客的籍貫、年齡、職業、財富、性格等等，然後找機會驗證；第二，揣摩顧客的消費心理，既真誠待人又投其所好，讓顧客在高興之餘掏腰包。
對每一個常到茶樓裏來的顧客，李嘉誠都做到了心中有數，對他們的消費需要和消費習慣更是了如指掌。比如誰愛吃鹹，誰愛吃甜，誰愛吃魚，誰愛吃蝦，誰愛喝什麼茶，什麼時刻該給哪位顧客上什麼，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李嘉誠都一清二楚。
李嘉誠做堂倌，不僅讓顧客滿意，同時也為茶樓贏利不少，老板自然也樂在其中。李嘉誠成了茶樓裏加薪最快的堂倌，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收入，從而使家庭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這還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