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代或經典在赫伯特那裏，是對現實的一種平衡和製約，是為被驅逐的精神尋求安置，是讓受驚恐的靈魂得到自由，是尋回在現實中失掉的尊嚴。事實上，赫伯特並沒有停留在一味歌頌過去或者把玩曆史，他的“古代”充滿了現實焦慮，它們僅僅像一個封套，於其中赫伯特縫進他自己的內容。通常的做法是，赫伯特對古代的某些現成題材進行某種改寫，一直到讓它們能夠承擔他所要承擔的現實內容。最典型的是這首《一位詩人的重新講述》，說是“廣播劇”，其實可以看作一首韻律多變的長詩，於其中荷馬翻唱了他曾經講述的故事，他把目光從英雄、廝殺、喊叫的行為轉向那些沉默的存在：那株檉柳、檉柳上方的天空、“我自己”的左臂、小拇指、一塊石子，它們從來沒有被注視過，在“英雄”所創造的曆史中沒有它們的位置，它們處於任何權力的關心之外，但它們始終存在著，有著自身存在的正當理由、獨立性和尊嚴，有自己的“激情和冷漠”、“輝煌而鎮定”。正是這些從未編進英雄曆史的存在，不僅構成了生活的背景，而且它們本身正是生活的主體，生活的理由和意義根源。赫伯特揭示存在的這個層次，無疑是對新的造神運動、新的英雄史觀、新的曆史主體（所謂“不可抗拒的曆史規律”）所作出的有力解構。在這些東西看來，除了“曆史”所賦予的意義，其餘則沒有意義。赫伯特的做法則相反，他把生活還原為生活，把生命還原為生命，而不是將它們綁架在某個自詡為代表曆史前進的車輪上。在那套滔滔不絕、自以為解釋了人類從古到今一切現象的意識形態麵前，赫伯特賦予了實物以沉默的尊嚴：“代之而起的，是從穀物到穀物、樹葉到樹葉、感情到感情，從詞到沉默。”
同樣，在《聲音》《我想描述》《敲擊者》中，都顯示了這種沉默的力量及其尊嚴。在某個特定的語境即人民屢屢失敗、正義不能馬上實現的情況下，沉默就是不去加入“勝利者”的合唱，不去學習勝利者的語言，不去更換服裝和給自己的臉上塗上油彩。堅持沉默也就是堅持不更換背景，不去宣布新的真理和新的救世主、新時代已經降臨。這是對於自身的處境、記憶以及死去的那些人所表達的忠誠和尊重。他的這批詩歌作品，大都是由米沃什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的。
出版於1974年的《我思先生》（Mr. Cogito）給赫伯特帶來了廣泛的國際聲譽。這是由四十來首短詩構成的一本薄薄的詩集，英文版不到六十頁，拉丁語“Cogito”經由笛卡爾的“我思”，在這裏成了一個自我嘲諷的主人公，從這樣一些題目就可以看得出來：《我思先生在鏡子裏看自己的臉孔》《關於我思先生的兩條腿》《我思先生想返回他的出生地》《我思先生冥想受難》《我思先生和純粹思想》《我思先生和思想運動》《我思先生讀報》《我思先生的異化》《我思先生去看望一個死去的朋友》《我思先生為婦女雜誌而作的一首晚秋的詩》《我思先生考慮自然的聲音和人類的聲音有什麼不同》《我思先生講述斯賓諾莎的誘惑》《我思先生有時候接到奇怪的信件》《我思先生的魔術觀》《我思先生尋求建議》《我思先生如何設想地獄》《我思先生挺身而出》，等等。這批作品的風格和他早期的反差較大--應該說，赫伯特是少有的在不同時期寫出不同風格的那種詩人，這並不是說他是一個善變的人，而是說作為一個運用語言的詩人，他的音韻十分寬廣，他的語音包容和吸收的能力很強，能夠適時地將身邊的生活押上韻腳。
和普魯弗洛克先生一樣，“我思先生”也是一個思慮重重、落落寡歡的人，這種人處於生活的邊緣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他們所發出的聲音像是從一個遙遠的宇宙深處傳來，伴有一種挑釁性的異質。比較起來，艾略特筆下那位具有一種“先知”的意味，以對現代文明之深淵的洞察力見長，在越來越變得欲望化的世界麵前，顯得遲疑不決、顧慮重重，所謂“勇氣”也包括在他嘲諷的對象之中，基本上是一個厭世者的形象；而赫伯特筆下的這位，雖然過度的精神生活同樣給他的世界加上了一層濾光鏡，但他仍然寧願以自己的肉體之軀在這個濾光世界中摸爬滾打，在其中沉浮出沒，經受各種考驗和拷打，通過把自己交付出去，折射出這個世界的某些景象：他的殘破不全、他的鬱悶窒息和失去平衡。換句話說，世界存在幹“我思先生”的自我批閱之中，“我思先生”有多麼奇怪和畸形，這個世界也就有多麼令人昨舌；“我思先生”身上有多少個窟窿，這個世界就有多少個坑窪不平的彈孔。鏡子裏的“我思先生”是這樣的：
人們描繪我們的麵孔當然得有水痘
以鉛筆書法勾勒出一個“O”字形
但是卻給了我一個雙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