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論生病》的文章中，弗吉尼亞·伍爾夫寫道：“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片原始森林，一片甚至連飛鳥的足跡都聞所未聞的土地。”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不僅不去訪問自己內心這片遙遠的土地，相反卻拿它當“土著”民族來加以教化，去“灌溉那片沙漠”。而我們若生病時，情況就不同了：當我們直截了當地要求上床或深陷在一把椅子的坐墊中時，“我們就不再是正直的大軍中的士兵了，而是成了逃兵”。士兵行軍去戰鬥，邁著正確無誤的步伐，而病人“則與河流上的棍棒一起漂流著，與草坪上的枯葉一起漫天飛舞……”。換句話來說，平時我們像是行走在堅實的理性的堤岸，所做的一切是要確保萬無一失，而生病時，我們就成了“失事的船隻”，漫無目的地漂蕩在黑黝黝的海麵上，而且是聽任自己這樣做。
這樣兩種情況很能說明伍爾夫這位雅努斯神的兩副麵孔：一方麵，她是被稱之為“文明”及其“教化”的熱心追隨者，由於沒有能夠獲得所謂正規教育機會，因而比別人更加熱切地投身於文明的傳統和精神，視其為自己的命運所係；但是另一方麵，曾經被排除在外的經驗，使得她獲得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眼光，從而能夠重新審視已有的文明（它的價值觀和尺度），深入到還沒有被現有的文明所照亮的領域，發掘那些數千年來處於被忽略、被遺漏、被篩選掉的東西。在這種意義上，伍爾夫是一位大膽的挑戰者，當然這種挑戰決不是魯莽的。所謂內心中的“原始森林”便是這種目光“偏移”的結果，那是一片陌生、幽暗和緘默的區域。
對沉默的揪心體驗首先和母親的經驗有關。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寫道：“一個從事寫作的女人通過她的母係祖先而回顧過去。”她這樣說，是因為自己母親的幽靈多年來驅之不散，牢牢控製著她的生命，除非通過某種形式從內部將其釋放出來。盡管這位夫人在伍爾夫十三歲的時候便已去世。傳記作者林德爾·戈登是這樣描繪朱麗亞·斯蒂芬的：“完美無缺地展現了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典範”，具有所有那些文明的素質，“克製、同情、無私”。而比自己女兒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描繪的“家庭天使”、“仁慈天使”多出一點的是，除了感情上的慷慨豐厚，她同時擁有十分嚴格的判斷能力，洞悉一切而意誌堅定，留給人的印象是“猶如烙印一般”。她無可挑剔的風度舉止贏得了自己丈夫和其他男人的高度尊敬。對於尋找自己性別認同的成長中的女孩來說，想要繞過這麼一位完全是理想化存在的女性是不可能的。
但同時，女兒另一方麵的天賦和興趣又得到父親的激發和培育。這位躊躇滿誌的劍橋畢業生有過一項在他那個年代令人瞠目結舌的記錄：公開宣稱自己不信神而失掉了教師的資格，也因此成為倫敦一名頗有影響力的編輯和記者，最終以一名文藝批評家和傳記作家的形象留存於人們的記憶之中，所留下來的主要功績是《英國名人辭典》和一本《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他不僅允許女兒享有充分的閱讀自由，還在他的書房中和年輕女孩共同經曆那種閱讀中的冒險：甄別、選擇、評判，而從中所傳達的不僅是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懷疑精神和警覺性，尤其是在這些東西背後的某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存在那些經得起評判和在嚴格的評判之後依然矗立的東西。於是展現在年輕姑娘麵前的，是由彌爾頓、丁尼生、華茲華斯這些名字組成的一個璀璨而經久不衰的世界，一個輝煌而不可磨滅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所激發出來的對於語言的熱忱和興趣，就有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抱負（ambition或野心）的性質，是想要加入到“不朽者”的行列中來。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她這樣談到大多數婦女所做的工作——做飯、洗盤碗、送小孩上學等——“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一切都消失了，沒有傳記或曆史提到過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