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出獄之後，他拒絕了父母讓他出國的催促，進了一家製作電燈泡的工廠——它有一個光輝的名字“羅莎·盧森堡工廠”——當了一名焊接工人。這位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輕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話來說，這個工廠有著華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們中間很受歡迎，“我想不出來還有別的比這兒更好的地方”。在那裏，他支持工人們組織了一次抗議，贏得了工友們的信任。1970年秋季，哥穆爾卡下台，愛德華·蓋萊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課堂，作為波茲南（Poznan）大學的擴招生，1975年得到曆史學碩士學位。直到1977年重返監獄，這是他前後十年中遠離審訊和牢籠最長的一段時間。正是在這段時間，他和天主教知識分子有了廣泛的接觸，他們互相閱讀，彼此產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當時也隻有天主教的報紙發表他本人的文章。於此期間他寫了一本書——《教堂和左派》，試圖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識分子的力量結合起來，該書1977年於法國流亡出版社出版。他還鼓勵老朋友庫隆看望波蘭主教，而此前，這位共青團書記僅僅將教會視作敵人。閱讀阿倫特也是開始於這一時期，一本《極權主義起源》在朋友們中間熱烈流傳。
這期間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6年9月“KOR”——“保護工人委員會”的誕生。稍前，在拉多姆（Radom）和烏爾蘇斯（Ursus）地區發生了工人抗議事件。米奇尼克參加了一次對烏爾蘇斯工人的審判。“我聽到了不適當的宣判詞，我見到了人們波浪般的喊叫，我為憤怒的浪潮感到震驚。我感到不可能把這些人丟下不管。”米奇尼克後來用了一個類似哈維爾的表達，“它來自一個道德上的衝動”。緊接著，米奇尼克和庫隆從知識分子的立場分別就此事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呼籲西方的知識分子支持波蘭工人。這是知識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隨即KOR誕生。“它建立在後極權主義政治行動的哲學上麵”，它是在後極權製度中所開辟的新的空間。
在此期間，米奇尼克受薩特邀請去了一趟法國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進行了廣泛的交談。他發現在東歐和西歐的持異議者之間“存在著悖謬的聯係”。那些和他同樣經曆了1968年洗禮的年輕人心目中最大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他們主要的概念區分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對米奇尼克來說，他的主要區分是極權主義還是反極權主義。他經常被問及KOR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他用從朋友那裏借來的兩句話回答他們。第一，“我們不是來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陣營，我們來自集中營”；第二，“我們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複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準備支持波蘭工人？”因為波蘭工人正在反對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蘇聯一東歐陣營。回國之前，庫隆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帶一個油印機回來，米奇尼克認為庫隆“瘋了”，“在波蘭什麼地方可以藏這樣一件玩意兒？”
從巴黎、羅馬、倫敦、漢堡喝完香檳回來僅僅兩個星期他再次被捕，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衝擊。盡管他用民間的老話“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來替自己打氣，他還是感到很不好受。這次是因為一個學生也是KOR的合作者被殺害，他們去參加了他的葬禮，返回的路上汽車就被攔截。這是1977年5月，米奇尼克的被捕引發了知識分子團體廣泛地反對逮捕的抗議，他被關了兩個月就釋放了。但是這樣的規定卻遺留了一段時間：每兩個星期之內，他就要在監獄裏待上四十八小時。它的討厭之處不是待在監獄裏的時間，而是等著被投入監獄的時間，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這種麻煩的情況毀了我的性生活”，他說。直至1980年投入團結工會之前的這段時間，除了KOR的活動，米奇尼克還幫助建立了一個獨立出版社，幫助“飛行大學”展開活動（在人們家中或別的地方開設被禁止的課程）。
1980年，庫隆在華沙的一次會議上問是否有人願意去格但斯克，因為那兒船廠的工人們正在舉行罷工，是由一個叫作波魯塞維奇（Bogdan Burusewicz）的KOR成員組織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圖說服工人們作出某些讓步。但於1980年8月，他和其他幾個人又被抓，船廠的工人們開始了規模浩大的聲援運動，團結工會誕生。結果不僅是釋放了這幾個人，而且爭取到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時間內，直到今天，我們都認為團結工會是我們（KOR——筆者）的孩子，盡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將由團結工會取代。米奇尼克和庫隆都加入到團結工會的運動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