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海德格爾是那種“榨取女人”的男人。在和一個傾聽者的關係中，他是付出者。何況這肯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付出。整整四年，也許他感到能量的過度消耗而疲憊了？也許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獨處狀態？他感到他和阿倫特之間暫時不會再有什麼激動人心的內容？當阿倫特還沒來得及向他表達遠走的願望時，他卻主動提了出來，盡管理由是那麼明顯的可笑。又一次地，他承擔了“罪過”。他維護了自己也維護了阿倫特。包括現在，誰都不難看出，他倆分開為好。這種“無世界性”的狀況應該結束了。
阿倫特是矛盾的。她既想走，又不想走。既想擁有“偉大的愛”，又不想失去自己的獨立人格。但分手的話最好不要由她來說出。她不想承擔這種東西。還是讓她一味地保持自己的“消極”狀態吧。
這是不是一個性格問題？像阿倫特這樣的女人，在離開男人之後，她永遠不會細數自己在哪兒受了損失，列出自己的“傷痛”，並把它們當作自我炫耀和炫耀給世人的東西（如果碰巧是一個女作家，那她就有事可做了）。像過去一樣，她全部、無條件地默默地領受了下來，“照單全收”。這樣做顯示了：一方麵，她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是獨立的、自願的，她和海德格爾處成那樣一種關係僅僅表明她是一個自我決斷的人，別人怎麼看，她不在乎；另一方麵，她天生不會計較，相反，更適合感激和感謝，她考慮得更多的是海德格爾給予她的東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禮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現在這樣壯大和寬闊。沒有海德格爾是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她一向的獨立性，離開海德格爾時，她的獨立性及所需要的孤獨，不隻是她個人的，還有海德格爾的，是雙份的。
這是一個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開那些不健全的東西，盡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頭腦和感情的健康和質量。她是不受傷害的，盡管她也有十分惶悚的時刻。她的生長性在她一切優秀品質中居於領先地位。
初版於1951年的阿倫特第一部重要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這位往日的學生對老師的學說作了明顯的清算。這是阿倫特作為一個流亡的猶太人的身份所決定的。這種清算包括把對“孤獨”的欣賞變為對“孤獨”的批判。“思”需要“孤獨”，但人們和世界的關係不隻是“思”。“思”的界限不是這個世界的界限。“恐怖隻有對那些相互隔離孤獨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所以，一切專製政府主要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這種孤獨。孤立會成為恐怖的開端，它當然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總是恐怖的結果。這種孤獨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前兆；它的標誌是無能，在這個範圍內，力量總是來自人的共同行動，即‘一致行動’；根據定義，孤立的人是無力的。”
正是為這本書的出版宣傳，阿倫特第二次世界太戰後第二次回到德國，見到了海德格爾。她看到的不是一個著名的哲學家，而是一個“被罪惡的流言和傷人的詆毀摧垮了的老人”。阿倫特重又複燃了對他的奇特感情。時隔二十五年，她此番才告訴他，當年“我離開馬堡大學，隻因為你的緣故”。說出這句話不隻是解釋當年的行為，也不僅是給這位正處於人生最倒黴時期的昔日情人的安慰，它表達了一種“現在時”，意味著他們兩人關係的一個新的起點。盡管這中間也有時斷時續的情況，但所有跡象表明，他們曾經有過的過去並沒有消失，阿倫特一如既往地站在海德格爾這一邊，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特有生命的熱情試圖給海德格爾的思想和生活重新注入活力。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一旦是海德格爾需要（更多的是阿倫特自己覺得這是他的需要），她會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邊，將海德格爾的事情置於自己的事情之上。海德格爾繼續讓她煩惱、苦澀、受苦和歡樂。這回不能說海德格爾是在控製他從前的女學生了，他是控製不了的。倒是她自己，一再陷入為海德格爾煩心而心煩，因自己無力擺脫而憤怒、焦慮。從同樣身為女性的眼光看來，她對布留歇爾反複表達的依戀，有點像一個依然無助的人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需要把自己拴住。當年她和海德格爾在一起時，她是惶恐的，布留歇爾給了她以踏實可靠的感覺；但海德格爾再度出現之後，這種惶恐接踵而至，到死也沒有擺脫。這真是令人稱奇了！我想起弗吉尼亞·伍爾夫在談到俄國小說家及小說中出現的人物時說的一句話：“這些人活得多認真啊！”
海德格爾有福了！他遇上的這個女人，比他小十七歲，帶來的完全是生氣勃勃的另外一幅景象，她貪婪地吸收和承納他的一切：思想和肉體、最深的靈魂和浪漫的想象力，對古代的向往和對未來的憧憬（且不管在什麼意義上）。她既是他的情人、親昵的肉體關係的對象，又是他富有磁性的話語的傾聽者、靈感的激發者，後來競在另外一條道路上，成為他思想和事業的非同尋常的傳承者和發展者。這裏禁不住讓人想說海德格爾幾句好話，這肯定是個有特殊魅力的男人。我指的是在心智上有著非同尋常的吸引力和超越的力量，他肯定不是一個俗物。他的確需要聽眾，那是因為他的思想是在和聽眾的關係中，在與對方有形無形的設置、變換、調整中逐漸顯露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他自身首先是個忠實的傾聽者，傾聽他的聽眾各種微妙的反應和動靜，在得知這些反應之後並因為有了這些反應，再去傾聽自己身上才冒出的新的思想。那是一些一分鍾前還不屬於他的想法，現在由他的嘴巴說出來，令他自己也大吃一驚。他為自己留下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為對方準備的。正如言說者也在傾聽一樣，傾聽者同時也在無聲地言說。她知道自己參與了某種創造。從談話的開始到來了，她也同樣走出遠遠的一大截，那完全是用她自己的雙腳走出來的。比起這樣微妙、激動人心的談話本身，從中所產生的東西歸於誰的名下，以誰的名義發表，這已經是完全無足輕重的了。甚至是誰在說、誰在聽，這都無關緊要了。有一種東西在他們之間發生、生長、壯大，它支配和牽動著他們兩個人，像支配和牽動著兩個木偶。那些話題從古到今始終存在，曾經支配和牽動了多少傑出的英才！哪怕這種談話最後什麼也沒留下來，其過程本身已經足夠了——他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那些令人心醉的、靈魂出竅的時刻，忽然感覺到自己處在“天外之天”的瞬間。“沒有人像你那樣演講，以前也不曾有過。”1974年（阿倫特去世前一年）她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依然滿懷深情。言談者和傾聽者之間、男女之間這樣一種奇特的對話關係，是任何一種有關權力話語的理論解釋不了的。